廿三裏的“雞毛換糖”及其歷史文化的發展，也並非壹帆風順。當時，雞毛換糖成為被打擊對象，說雞毛換糖是“棄農經商”、“投機倒把”、“資本主義尾巴”，與全國禁令相抵觸，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啊！那時，廿三裏也成立了“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把那些在廿三裏街上手拎藍子叫賣的和擺地攤的趕得“嘭嘭”飛，禁止糖擔外出雞毛換糖，人要抓，錢要罰。但是，廿三裏鎮即使在文革這種割資本主義尾巴，嚴厲打擊投機倒把的時期，糖擔外出雞毛換糖依然盛興，那時廿三裏鎮外出雞毛換糖的人員多達五千余人，經營範圍不僅涉及到浙江周邊的江西、福建等省，而且擴展到全國各地。隨著中國市場化取向改革和商品經濟的活躍，廿三裏鎮在原先雞毛換糖小百貨銷售基礎上，進入了開拓專業市場和專門經營小商品的新階段，在20世紀的七十年代中期，廿三裏鎮就出現了幾百個經營小商品的地攤，並於七十年代末形成了中國第壹代小商品市場。但由於政策的限制，廿三裏雞毛換糖隊伍的真正壯大仍是舉步維艱，直到1979年3月24日，時任中***義烏縣委秘書的楊守春在《浙江日報》第二版發表了《“雞毛換糖”的撥浪鼓又響了》壹文，給廿三裏鎮乃至整個義烏的商品經濟的發展註入了生機。該文是全國第壹篇報道義烏“雞毛換糖”意義的新聞稿，被盛譽為“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第壹聲吶喊”，第壹份“為民請命書”。文章充分肯定“雞毛換糖”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其利多弊少，既推動了義烏紅糖事業的發展，又換回來出口所需要的“紅毛”，農田所需的作肥料用的“廢雞毛”，讓糧食增產，農業增效，搞活流通，於國於民都有利。文章發表受到了經濟、學術、新聞三界人士的盛贊。後來到1980年，雞毛換糖才被允許，公商局也為雞毛換糖頒發了臨時許可證。於是，廿三裏鎮的男勞力壹到空閑，便“傾剿而出”，村裏可謂“十室九空”，盛況空前。事實上“雞毛換糖”好處並非至此。如廿三裏鎮（公社）辦的廿三裏羽毛廠，就是在這個階段應運而生的，當時它解決了農村數千人的就業問題，換回了外匯，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增加了農民收入，可謂利國利民。直到1982年後，市場逐步向義烏縣城集中民展，終成今日聞名遐邇的中國小商品世界，而廿三裏的敲糖人正是義烏小商品世界的“始作俑者”。
雞毛換糖的人又被稱為敲糖幫。敲糖幫按生意的活動方式，進行了嚴密的分工，具體分為“坐坊”和“擔頭”兩類。“坐坊”，其組織有“糖坊”、“站頭”、“行家”、“老土地”四種。“糖坊”的任務是把煎好的糖粒、糖餅、生姜糖用現金或貨物貸給敲糖人，同時還收購代銷敲糖人收來的貨物；“站頭”就是敲糖幫居住的小客棧，並經營糖擔托運業務；“行家”專事采購各類小百貨以供敲糖幫經營；“老土地”專收敲糖幫換回的貨物。而“擔頭”，則是挑糖擔趕生意者，“擔頭”裏有幾個領導人物，稱為“老路頭”，這類人由精於敲糖業務的人擔當，且是從敲糖幫中公議推舉的“精英人物”，其任務是由其獨擋壹面，統帥壹路糖擔；“老路頭”下又有“攏擔”，是各村糖擔的首領，由村推舉並負責帶領本村糖擔，其能力略遜於“擔頭”；“攏擔”下又有“年伯”，“年伯”的職位是由“攏擔”任命，其任務是協助“攏擔”的工作，同時，“年伯”要照管五至七副的“擔頭”；最後是糖擔，又稱“擔頭”。這些“擔頭”，就是“新手”，即初次出門的敲糖人，如同工匠所收的學徒，屬“年伯”帶領指導。另外，在吸收新糖擔上，也要行拜年伯的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