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這個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我想所有稍微了解中國近歷史的人都有壹種特殊的情感。這種情感也許會隨著時代改變而變化，隨著那場戰爭越來越離我們遠去而有變化，但是中國與日本卻永錠會有剪不亂理還亂的微妙關系。作為壹個中國人，我從小到大看過不少抗日影片，上過歷史課，同時又在日常生活水平使用著日本的產品，享用著日貨帶來年方便。所以我對日本也懷有矛盾的心情。所以對於自己這種矛盾的心情，我也希望通過更多的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而找到更適合的態度。於是決定選擇此書。
如書名“菊與刀”所述，日本人呈現給世人的是極為矛盾行為。“菊花與刀”兩者都是這幅畫中的壹部分。日本民族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有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布，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層，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而且這壹切矛盾的氣質都是在最高的程序上表現出來的。”
作者從日本人日常行為入手，從中發氣隱藏在外部行為背後的，深深紮根於日本社會的等級制度，以及與次相關的日本人的義量，恩等觀念。最後作者的結論是，日本的文化是不同與西方“罪惡感文化”的“恥辱感文化”。
為了解釋日本人的心理特征，民族特征當然不能忽視社會壓力對成人的約束作用。但是作者也沒有忽略對日本人個體的成長過程所受的培養模式的關註。這其中就涉及到社會化地人格的塑造作用。
根據美國社會學者帕森斯的理論，“人格也是壹個系統，社會通過社會化的機制將文化械式——價值、信仰、語言和其符號內化為人格系統，使人格系統得以結構化，通過這個過程，行動者才願意把動機的能量投放於角色之中，即願意遵守規範，進而使人格系統與社會系統的機構相壹致”。
壹個好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應該具有敏銳的洞察力。這種洞察力不僅體現在對研究對象的解程度上，我想還應該體現在對事特發展趨勢的準確預見性上。在本書的末尾壹章“投降以來的日本人”中，作者提到日本的國家非軍事化，將精力投入到經濟發展中，並預言：“日本假如不把軍事化列入預算，她如願意，不需多少年便能工巧匠自己人的繁榮打下基礎，並可成為東方貿易中不可缺的國家。”歷史證明，日本的非軍事化的確為其經濟的騰飛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六十年代的越南戰爭，日本接下美國大量的武器訂單，賺取了大量外匯，經濟發展速度可謂壹日千裏。
當然，在指出日本人性格中的善變壹面後，作者也沒有肯定日本人的軍國主義思想不會卷圖重來。“如果我們了解日本人對這種行為的變化如何懷恨在心，我們便能很容易想象出日本人為了恢復將日本的名譽托付於軍人之受的過去時代，他對同以前的戰友結黨感到多麽滿足。”而壹直以來，日本右翼團體也確實毫不掩飾的表現出這種趨向。本尼迪克特的預言又壹次得到應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