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壹直保持著較快增長，尤其是2003－2007年國民生產總值連續五年達到了兩位數增長，增長速度之快屬世界罕見。因此，在這種背景下，研究我國經濟增長與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調整和變動趨勢，為近年來出現的人民幣升值壓力給予合理的解釋與政策建議，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壹）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文獻綜述
1.支持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文獻綜述
當前，從實體經濟角度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的研究文獻不多，而且結論也不盡統壹。絕大多數學者認為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趨勢具有較為典型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通過對我國20世紀90年代匯率並軌以來實際匯率的變動趨勢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經驗分析，發現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動趨勢與我國兩部門間的生產率差異變化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不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幅度大時，人民幣趨向於貶值；而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提高幅度大時，人民幣實際匯率趨向於升值，回歸結果符合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結論（俞萌，2001；王維，2003；王蒼峰、嶽咬興，2006）。盧鋒（2006）整理了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制造業和服務業部門工資和單位勞動成本相對變動的大量數據並與13個發達國家的相關資料進行了比較後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嚴重低估的結論，認為當前人民幣匯率演變是壹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故事。
2.駁斥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研究文獻
然而，楊長江（2002）對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與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趨勢之間的矛盾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在勞動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可能會以實際匯率持續貶值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技術進步型貶值是影響人民幣實際匯率較長時期內變動態勢的主要因素。Tyers、Golley、Bu和Bain（2006）認為，由於我國可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增長非常快，生產率的相對提高和稟賦相對增加的外部沖擊，常常引起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貶值，這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正好相反。McKinnon（2007）認為我國中央銀行有可能提高國內通貨膨脹率，這可能減緩人民幣相對於美元的升值速度。所以，在我國不存在明顯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林毅夫（2007）針對盧鋒（2006）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異議：（1）是否可以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和國內外制造業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相對變動的比較作為人民幣名義匯率調整的依據尚值得商榷；（2）實際匯率嚴重低估需要經由名義匯率大幅升值來實現實際匯率升值尚值得商榷；（3）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中所闡述的勞動生產率的相對變化對實際匯率的影響在現實經濟中是必然成立的數學恒等式尚值得商榷。他認為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不能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來解釋，90年代以後我國可能適用這個假說。
（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對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的啟示
現有研究成果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其中主要是以歐盟國家為研究樣本，研究的假設條件、背景和樣本數據都有壹定的局限性。在考察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時，更是忽略了我國的實際國情，在模型的設定和推理中都存在壹定的特殊性。因此，現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不足：
首先，在構建理論模型方面。（1）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壹個假設條件是資本的跨國自由流動。因為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是壹樣的，隨著技術發生變化，資本收益率也會發生變化，從而引起工資和價格的調整。而我國現階段存在資本管制，且國內價格和資源調整得比較緩慢，可能會通過利率來調整。因此，需要在理論上對這壹假定條件做出修正和完善。（2）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第二個假設條件，是勞動力市場是自由流動的。然而我國長期以來由於戶籍方面的種種不合理規定，極大地限制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因此，需要在理論上對這壹假定條件做出修正和完善。（3）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第三個假設條件是勞動力總量是固定的，工資水平決定不可貿易品的價格。然而我國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殊國情，即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發展很懸殊，主要表現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可以無限制地增加勞動力的數量而不會引起工資的上漲。因此，需要在理論上對這壹假定條件做出修正和完善。
其次，在經驗分析方面。（1）在對我國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劃分上，不能僅僅以制造業作為可貿易部門，以服務業作為不可貿易部門，這樣有失偏頗。因為這些部門的商品在壹定程度上都具有可貿易性，因此在經驗分析之前要重新設計指標選擇作為研究對象的代理變量。（2）綜合比較全要素生產率與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利弊，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生產率代理變量，並且完善相關數據庫，準確衡量我國單位勞動成本變動和工資等變量。（3）充分利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和手段，采用面板數據和面板協整分析方法，對理論上提出的假設命題進行經驗分析，以期得到更為可靠的經驗支持。
最後，在政策建議方面。（1）在考察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的原因時，要考慮到1994年我國外匯體制改革，闡明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大幅貶值的影響機制。（2）註意考察我國經濟的非均衡運行狀態，如國際收支雙順差和巨額的外匯儲備增長等給人民幣實際匯率調整帶來的負面影響。
因此，今後的研究思路可以在結合我國實際國情（比如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等）的背景下，對傳統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進行修正和完善，主要考慮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的基本經濟特征，重新做壹基本假設，即無限制地增加勞動力的數量而不會引起工資的上漲的基本假設，從而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否具有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在實證分析中，重新設定我國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的劃分標準，並進行歸類劃分，準確衡量我國單位勞動成本變動和工資等變量，在此基礎上提出可能的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最後，結合我國國情，提出逐步實現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才是實現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