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外部來看，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之間經濟周期和經濟政策分化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沖擊是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重要原因。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新規則——“收盤匯率+壹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表明，人民幣匯率走勢更多關註與壹籃子貨幣相關聯。2016年以來，上述國家的匯率均呈現明顯波動，美元指數最高接近100，最低值不到92。而且，由於美國經濟數據的搖擺、英國退歐黑天鵝等事件，匯率市場波動劇烈。
從內部來看，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和靈活性上升也是匯率正在更多由市場因素驅動的表現。伴隨著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深入，匯市的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化，預期也更為多元化和分散，主體的多元化和行為的變化可能會在短期內加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2016年以來，受企業外幣負債去杠桿以及海外兼並收購意願不斷升溫等因素影響，中國外匯市場呈現階段性的外匯供小於求的局面，人民幣對美元收盤匯率階段性地呈現較中間價貶值的走勢。
市場對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需要壹個適應的過程，離岸和在岸匯差階段性較大的問題也需要壹個過程來逐步化解。2016年2月13日周小川行長接受專訪，首次就匯改與市場進行全面系統的政策溝通，是這壹輪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註重政策溝通的壹個重要轉折點。之後，央行不斷強化與市場的溝通，在匯率引導上也更加市場化，幹預頻次在減少，但在市場出現異常波動時積極幹預，有助於預期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