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圍繞提升中國經濟技術創新能力和形成全球經濟技術領先地位，深化經濟技術創新及其路徑研究。
努力提升中國經濟技術創新能力，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變暖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壹系列新的巨大挑戰的迫切要求。特別是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後，作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國，面臨的挑戰必然日益突出，對經濟技術創新的要求必然更加迫切。雖然在過去的長時間發展中，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壹直在增加，但必須註意的是，未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貢獻者也將是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走出壹條低碳經濟發展道路，如何在成功實現新綠色革命的同時，實現國民財富的大幅增加、人民生活質量和福祉的大幅提升，成為壹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大事。為實現上述目標，大幅提升中國經濟技術創新能力，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必然成為中國大國戰略的壹個核心內容和重要支點。
研究表明，未來10年，中國經濟運行發展的主要矛盾仍將是高儲蓄率下產能持續增長與內需相對不足、國民福祉改善相對滯後的矛盾。過去通過外需補充內需的思路和做法已經走到了盡頭，必須盡快尋求新的出路。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更現實可行的選擇是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綠色革命，實現科學發展。這就要求我們通過對現有產業進行新的改造，探索壹個或多個可以與碳減排有機結合的產業，走出壹條發展速度更快、產能有效擴張、儲蓄有效消化、國內消費需求持續增長的發展新路。這不僅是中國經濟長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堅實基礎，也是中國在全球碳減排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
現階段，進壹步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綠色革命，是後國際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促進全人類生存發展環境有效改善的客觀需要。目前，世界各國已經開始關註氣候變化、不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和有效利用、新材料和新能源的研究、開發和利用。尤其是在發達國家力推的環保運動開始上升為“環保主義”的背景下，中國作為發展最快的經濟大國，必然會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註、猜測甚至挑戰。能否在環保節能減排方面做出成績，不僅是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也是中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管理體制和應對國際事務能力面臨的巨大挑戰。有數據顯示，中國目前整體產能所占用的資本約為2？五次。如果壹半的產能能通過更新改造更“綠色”、更有效，意味著中國將面臨相當於同期的1的GDP？技術改進投資規模的25倍。如果這樣壹個經濟轉型和綠色革命的過程持續10年，那就意味著同期GDP的10%的產能每年至少要更新改造壹次，目標是綠色化。這種更新換代、綠色化的產能無疑將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外部市場需求，在提高產業技術能力的同時改善內需結構，進而更好地解決我國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進而實現國內外需求的相對平衡。
實現上述目標的前提是，中國必須大力推進技術創新，盡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這就要求我們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著力解決挑戰。因為，在發展中尋求節能減排，走低碳可持續發展之路，不僅需要優化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和能源結構，還需要大量使用節能技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微觀層面，既要了解節能減排對企業成本的影響和最新的技術要求，也要了解節能減排對城鄉居民生活習慣的影響和特殊的技術要求。在宏觀層面，首先要搞清楚哪些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有利於促進節能減排和低碳經濟發展，哪些宏觀經濟環境和政策不利於促進節能減排和低碳經濟發展。我們還必須找出在參與和應對全球氣候談判以及簽署各種協議時需要註意的問題以及各國應該采取的策略。實踐證明，以上各個層面都需要先進技術的支撐。要實現有效和先進的技術支撐，基礎是建立創新型國家，關鍵是進壹步發展教育和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核心是提升國家經濟和科技創新能力，最終目標是形成中國在全球經濟和科技創新的領先地位。
壹是圍繞碳減排所需的經濟技術開展調查研究。通過考察“十壹五”期間及之前企業在節能減排方面取得的成績，可以揭示節能減排的成本曲線及其技術改造路線，探索企業如何從主要依靠數量擴張轉向更加註重質量提升，從粗放型增長轉向更加註重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 並展示和揭示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區的不同企業在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綠色革命中實現更好更快發展的經驗和規律。
二是抓緊對中國低碳經濟發展路徑和機制的調查研究。重點是分析和解釋中國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及其政策選擇的效果。核心是借鑒國際上的GTAP模型來分析和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壹般均衡模型(CGE)，研究和闡明中國開征碳稅、能源稅和國內國際碳排放交易的必要性、現實性和政策，從而論證和解釋西方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對中國經濟和貿易的影響 以及中國節能減排政策對消費、投資、進出口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後提出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策略。
第三，圍繞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綠色革命的技術支撐體系和經濟技術創新開展調查研究。有必要分析和闡明，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核心是教育，重點是國民素質教育和推進國家創新。方法是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總結和探討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國民教育的成功經驗和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分析和闡明提升國民經濟和科技創新特別是國民經濟和科技原始創新的體制機制，從而逐步形成我國在全球的經濟和科技創新領先地位。為中國發展成為經濟強國、實現人類發展進程中新的偉大歷史超越提供強大的民族文化素質、創新人才和人力資本支撐。
二是以提高內外需協調性和國民經濟國際競爭力為重點，探索內外需協調的體制機制選擇和制度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際上對所有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實行了有效的對外開放戰略，從而實現了有效利用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提升中國經濟技術和管理水平，加快中國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建設的目標，促進了中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2008年源於美國次貸危機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擡頭極大地抑制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嚴峻的現實迫切要求我們從國民經濟長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戰略高度，進壹步探索和提出符合我國國情和國際經濟發展規律的戰略戰術，切實增強我國國內國際需求的協調能力和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第壹，總結開放經驗，實施對外開放戰略。要努力研究和明確如何從主要對發達國家開放轉變為同時對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全面開放戰略。壹是分析和闡明如何處理中國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歐盟成員國的經貿關系，分析和闡明如何充分利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市場和資源實現雙贏和多贏的思路，探索和闡釋有利於提高內外需求協調性、促進內外需求有機融合和相互促進的體制機制。其次，總結了開放條件下我國區域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解決了如何堅持改革開放，推動已建經濟特區和開發區發展的問題，重點是如何“適應國內外新變化，適應國家發展新要求，順應人民群眾新期待，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爭當推動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排頭兵，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新進展、實現新突破、邁上新臺階。特別是要進壹步研究和探討如何“通過深化改革開放，消除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各種體制障礙，最大限度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如何“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大膽借鑒人類文明的壹切成果，在開放中推進我國經濟社會改革發展”，為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在新時期新階段實現新發展增創新優勢，形成推動和促進國內外需求協調和整個國民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體制機制。
第二，實施“走出去”戰略，全面推進內外需求協調發展。“走出去”的早期形式是外貿和營銷。雖然這種“走出去”的形式至今仍有重要意義，但已經開始讓位於新的“走出去”形式。大量企業開始實施對外直接投資和海外設廠的“走出去”戰略，“走出去”的重點是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在目標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條件下，這種“走出去”的形式會使中國企業在技術、管理和生產經營成本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而加上中國雄厚的外匯儲備基礎，中國企業新的“走出去”形式及其競爭優勢將越來越明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辦廠辦礦，不僅有利於中國企業及時獲得國外資源供應和市場支持，也有利於增強抵禦全球經濟波動風險的能力。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大部分企業把東南亞、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作為“走出去”的投資對象，這符合比較優勢原則和比較勞動生產率原則。總結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探索其發展規律，對於指導中國企業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提高國內國際需求的協調性和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這需要我們做好。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社會出現了許多擔心甚至抵制中國經濟更快發展的言論和思想。最近出現的所謂“新貿易保護主義”就是這種思潮的典型表現。這種情況說明，深入分析、研究和探索新時期新階段我國進壹步擴大開放和有效實施“走出去”戰略，意義重大而深遠，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當前，既要重視、鼓勵和推動國有企業“走出去”，也要重視、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走出去”。我們應該深入研究和探討如何鼓勵中國更多的企業乃至個人“走出去”，同時更好地促進內外需求的協調，更有效地增強內外需求的協調和國民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有效地推動中國國民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
第三，要認真總結、分析和闡明FDI溢出效應的可持續性。這是壹個直接關系到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長期發展戰略和策略的大問題。目前，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的規模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外資企業在中國外貿出口中的份額也已經很大。在這種條件下，外商直接投資能否繼續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持續的溢出效應，能否繼續促進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成為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面臨的新問題。尤其是在中國入世的適應期過後，在外資並購頻繁，外資對內資的擠出效應逐漸顯現的情況下，這樣的問題更為重要和緊迫。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影響和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主要因素，論證和澄清“外資企業的示範效應(或內資企業的學習效應)”、“內外資企業的競爭效應”、“內外資企業的人員流動效應”和“產業內企業關聯效應”，探討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傳導機制和可持續機制，必然成為中國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之壹。這不僅要求我們將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分為“累積溢出效應”和“效率溢出效應”，還要求我們將行業分布(如高端和低端產業)、集中度和企業內外部市場等特征納入分析框架，從而進壹步明確它們對FDI溢出效應可持續性的影響。
第三，圍繞國家財富管控和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的形成和完善，探索國家財富管理的戰略戰術。
傳統經濟學認為，壹個國家不需要擁有財富，政府的財力來源於企業和公民。只要企業和公民擁有財富，政府就有必要的財力代表國家的職能。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相繼爆發後，人們清楚地看到，沒有財富或財力不足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往往受到危機的沖擊最為嚴重，這類國家擺脫危機、實現國民經濟復蘇的過程也最為艱難。最近希臘主權財富降級及其債務危機，以及英國等歐洲國家面臨同樣的壓力，從另壹個側面說明主權政府需要擁有和控制壹定數量的國家財富。香港回歸祖國後，能夠從容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實現特區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關鍵在於特區政府擁有壹定的財富和財富控制權。同樣，正是因為持有大量的國有資產和外匯儲備，擁有更多的國民財富和財富控制權，我國政府才有能力在選擇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後，成功實現政府與市場的有機結合，實現國民經濟30多年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
但現在的問題是，雖然政府需要擁有國民財富，但其財富有沒有邊界？如果有，它的邊界在哪裏？如何科學有效地管理政府持有的國家財富？如何通過科學管理，提高政府的國民財富管控能力，實現國民財富的快速增長和國民生活質量與福祉的更大提升？經濟發展的現實不僅對傳統的公共財政理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和修正要求，也對中國政府的國家財富管理理念和實踐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和更新的修正要求，尤其是在實體經濟快速增長、虛擬經濟快速擴張、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開展這壹研究將極大地提升中國的國家財富管理能力和駕馭國際事務的能力，形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戰術，從而成功構建中國駕馭國際事務的領導力。
首先是國民財富的科學內涵及其邊界的確定。這裏所謂的國家財富，不僅包括國家外匯儲備和國家主權財富基金，還包括國家財政收入、各種國家資產、國有企業以及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國民財富管理的水平和質量直接關系到國家利益、發展模式、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以及國計民生。研究國家財富管理的戰略戰術，首要和關鍵的是科學地區分和確定國家財富的範圍和政府控制的邊界，從而實現國家財富的科學有效管理。包括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優稅率和稅額，國債的最優規模和赤字水平，國有土地的合理有序開發和有效利用及其與居民住房改善要求的協調，中央國有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在全社會的比重和適度規模，國有資產收益的收繳和分配，社會保障基金的註入和管理， 國家外匯儲備和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決策和管理，外匯儲備的規模和結構，我國政府持有的外國國債的規模、結構和收益，等等。
二是國家外匯規模及其管理模式和機制的揭示。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清楚地告訴我們，任何不與黃金(或白銀)掛鉤的主權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功能必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欺騙性的。美元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壹定的外匯儲備，就無法適應國際貿易，應對國際經濟波動的沖擊。然而，過多的外匯儲備必然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不可控的外部風險。所以，在黃金沒有貨幣化的現代社會，壹個經濟大國追求的不是擁有更多的外匯儲備，而是擁有更多可以作為國際結算手段的主權貨幣和真正的國家財富。雖然從人均和國民文化素質來看，中國還不是經濟強國。但是，要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我們必須在理論和實踐上科學地認識和處理外匯交易策略儲備資產的規模、管理模式、運行體制和機制、分類和區域分布、外匯儲備資產使用和效率的評價和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結構和戰略資產安排、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分析和闡述，必須考慮國際關系，與開放條件下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和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相結合，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國家財富管理戰略，有效提升管理、控制和促進中國國家財富擴張的能力。
三是人民幣國際化，研究中國成功駕馭國際事務的能力和領導力。我們必須進壹步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探討國家的長期發展目標和戰略，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我們要進壹步拓展對外關系，從大國戰略的視角和高度，積極探索人民幣國際化的新路徑、新機制、新條件、新基礎、新機制。我們應該積極利用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上重要的工業國家和國際貿易國家，“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支撐要素的事實，大力推進“貨幣互換”，盡快實現從小規模的邊境貿易結算和人民幣跨境結算向更廣泛的人民幣結算關系的轉變，使人民幣盡快成為世界貿易和經濟關系中的另壹種國際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從而大大增強中國對國際事務的控制能力和領導力。在這些方面，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才剛剛起步，必須加緊步伐。
第四，以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文化影響力、感召力和領導力為重點，深化包括文化體制在內的經濟社會體制深層次改革發展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力量，是我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動力、強大輿論支持和良好民族素質條件。廣義的文化是壹個包含國民教育水平、國民文化素養和素質、國民文明水平、國民精神追求和民族凝聚力的大概念。這也是培育和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的核心。如果只是從狹隘的角度來看待和處理文化及其發展，雖然並非沒有積極意義，但壹定不能適應中國大國發展的需要，使文化不能起到推動和推動中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
鴉片戰爭之前，或者更準確的說，從唐朝開始，壹直到19世紀初，壹千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不僅是經濟大國，也是文化大國，而且是當時壹個文化大國支撐的經濟大國。但正如壹些專家指出的，進入19世紀後，由於文化的封閉和制度的落後，中國的國民經濟開始迅速衰落。結果，曾經非常富強的東方大國，經不起西方列強壹點點鴉片的攻擊而迅速倒下，逐漸成為“東亞病夫”，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水平最低的國家之壹。歷史可以告訴我們的壹個基本點是，除了基本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之外，壹旦人們的道德失範、誠信缺失成為壹定的社會風氣，壹旦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脫離了國魂，嚴重扭曲，那麽其他的壹切，包括技術創新、學術發展、社會進步，包括人們對是非、對錯、真假、美醜、善惡等的看法，，將基於。在這種情況下，壹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規模再大，也不會是真正的強大，而必然會轉貧積弱。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有歷史記錄，其教訓必須認真吸取。
也就是說，壹個經濟強國只有與壹個文化強國同步發展，才能健康順利地成長為經濟強國。這就要求我們進壹步從大國發展戰略的高度來研究文化軟實力。要從教育入手，尤其是娃娃的教育。以文化知識和道德觀念的普及教育為基礎，以國家意識和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教育為重點，以高端特殊教育和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為龍頭，以包括文化體系在內的經濟社會政治體系的深化為保障，大力發掘、弘揚和發展優秀傳統文化，認真總結、弘揚和普及現代先進文化，積極借鑒、提煉和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通過廣泛、深入、系統、全面、普遍、持久的文明禮貌教育、道德修養教育、愛國衛生教育、民族文化素質教育、國家意識教育、大國觀念教育、創新創業教育等。，中國廣義文化的軟實力和在國內外的影響力、號召力、領導力將不斷大幅提升，從而有效支撐中國經濟從世界大國走向世界強國。
除了上面提到的四個方面，迫切需要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和協調控制國際關系的能力及其領導力，中國國土安全和國防安全及其能力水平等。，也需要作為大國戰略研究的壹個重要方面和課題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
總之，在源於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經濟全球化進壹步深化，舊的國際分工、貨幣體系和世界市場競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必須進行調整和重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大國地位必然成為世界各國關註的焦點。因此，從大國戰略的高度，全面審視我國已經制定和正在實施的國家中長期發展目標和發展規劃，科學地分析、論證和闡明關系到我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大趨勢和大戰略，從而闡明支撐我國經濟大發展的新的理論觀點和思路，得出新的邏輯結論和政策建議，推動我國經濟更大發展。這對於加快我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平穩過渡，進壹步提高國民福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需要各行各業、各方面的積極參與和深入系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