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經濟結構政策。首先是產業結構政策，包括主導產業政策、部門結構、就業結構及相應的教育結構、技術結構及相應的研發結構、三大產業間的結構高度推進政策等，均構成供給側管理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強烈的供給效應。其次是區域結構政策，包括國民經濟總體上的經濟區域間的結構布局，也包括不同地方根據自身優勢和資源稟賦采取的差異化的區域發展政策。對於地方政府而言，不可能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運用財政政策影響總需求的作用也十分不確定；而地方政府對當地企業的外部經濟條件的改善，對企業成本的政策影響，對勞動力成本的監管，對人才的吸引等采取供給側的政策，有著更強的能動性。再次是產業組織，即市場結構政策，包括市場準入，市場規制以及反壟斷的壹系列產業組織結構問題。雖然市場在其中起著基礎性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市場失靈的條件下，政府政策幹預便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這類市場結構的幹預和管理政策，總體而言屬於供給側管理。
三是財政政策，財政政策不僅具有需求效應，同時也具有供給效應，主要包括稅收政策（可以直接影響企業生產成本），補給政策（同樣可以影響廠商成本），再分配政策（可以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進而影響供給）。財政政策的需求效應與供給效應究竟哪個更顯著，理論上是有爭議的，但財政政策同時具有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是普遍被承認的。
四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同樣同時具有需求效應和供給效應。就供給效應而言，貨幣政策可以影響企業使用資本的成本，可以影響企業和工人的實際稅負，也可以影響企業的預期，而這些影響都會產生供給效應。
顯然，引入供給側政策，對於短期總量失衡而言，有利於緩解滯脹，或如我國現階段的通脹壓力與下行壓力並存的“雙重風險”。因為供給側管理影響企業和勞動者的成本及積極性，運用供給政策提高供給效應（使供給曲線向右移），可以在需求不變的情況下，或者說不刺激需求的條件下，擴大有效產出，增加就業機會，既可以在需求疲軟的條件下刺激有效增長，也可以在實現增長的同時，減輕需求擴張形成的需求拉上的通脹壓力；同時，供給效應本身直接降低著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從而達到緩解通脹壓力的同時刺激經濟有效增長的雙重目標。
對於長期結構性失衡而言，有利於緩解結構性失衡產生的深層次矛盾，在改善生產者和勞動者外部經濟的同時，降低生產者成本、提高勞動者積極性，並在此基礎上引導和推動產業組織結構，產業間的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等結構變化，這是供給側政策作用的重要著力點。供給管理之不同於需求管理，重要的便在於更強調結構調整，而不是壹般的總量幹預。這對於我國經濟新常態下的新失衡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總量“雙重風險”並在的新失衡，深層次的根源在於壹系列的結構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