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出口型經濟是資本密集型的，勞動力主要在服務業就業。壹個吸收資本，壹個推高人力成本，帶來制造成本高的弊端。由於礦產出口的貿易順差很高，外匯往往會上漲，波動很大，進壹步壓縮了收入。在兩端的擠壓下，制造業的死亡幾乎是必然的。因此，資源豐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兩極分化非常嚴重:雖然有挪威、澳大利亞、加拿大這樣的高福利民主制度，但在中東、蒙古、俄羅斯甚至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失業率、高基尼系數、高腐敗的情況更多。
具體到鋼材，鋼材種類很多，粗鋼是出口最多的。鐵礦石出口距離不是問題，但是鋼材加工越精細，定制化程度越大，越接近買方驅動，越需要接近市場。作為全球最大的鋼鐵出口國，中國三分之二的鋼鐵出口集中在韓國和東盟。世界主要鋼鐵生產區和鋼鐵消費區距離很近。因此，作為壹個地廣人稀的國家，澳大利亞的鋼鐵消費能力非常有限。即使發展出口，其總產能也非常有限，更何況粗鋼附加值有限。所以，即使賣鋼材比賣鐵礦石更賺錢，鋼材市場的限制也不足以培育壹個大規模的鋼鐵產業。和汽車壹樣，鋼鐵制造業也是規模經濟，贏家通吃。雖然澳大利亞單位投入成本低，但中日韓的鋼鐵市場比澳大利亞大得多。隨著產量的增加，澳鋼單位產出成本不占優勢。
2011，博思格鋼鐵關閉壹半產能，基本停止本地鋼材出口。當時媒體上有壹個大討論，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偷走澳大利亞鋼鐵工作的罪魁禍首。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競爭優勢來自惡劣的工作環境，忽視環境成本，操縱人民幣匯率。雖然這些指責並非虛構，但澳大利亞公眾並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澳大利亞制造業的死亡在於荷蘭病。嚴格來說，澳大利亞的鋼鐵制造業是逐漸萎縮的，但是本世紀以來，澳大利亞的鋼鐵制造業和其他制造業衰退的特別厲害。大宗商品的超級周期讓澳元變得非常昂貴，原材料成本的上漲讓原本不那麽關鍵的勞動力成本對利潤率變得尤為重要——澳大利亞的勞動力成本是全球最高的之壹。荷蘭病已經從成本和價格兩個方面把澳大利亞的制造業擠壓得奄奄壹息。澳大利亞的經濟特點決定了澳大利亞制造業必然消亡。無端指責中國，是自欺欺人。
中國當時沒有意識到的是，中國這壹令人矚目的出口“戰略”實際上是中國自己的死穴:過去壹年的產能過剩危機和全國霧霾都是中國病的癥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