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是從1993年到1996年。該階段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開始迅速提高，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微觀經濟主體的活躍程度也在提高。但與此同時，在有效供給不足的背景下，經濟過熱也導致了通貨膨脹的風險積累。從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財政貨幣政策壹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與此同時，兩大政策配合也逐漸獲得制度改革方面的基礎，其中1994年的稅制和分稅制改革逐漸奠定了公***財政的基礎，而1995年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也使得貨幣政策制定進壹步得以獨立。應該說這期間兩大政策的協調出現了壹些新的變化，包括調控手段多樣化配合、調控技巧改善、駕馭宏觀經濟能力有所提高，這對於實現經濟“軟著陸”起到了較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始於1994年的外匯體制改革，不僅使得貨幣政策開始考慮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新問題，而且也引發了未來兩大政策配合的新層面。
第三階段是從1997年到2002年。1997年開始，由於增長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經濟發展逐漸從資源約束過渡到需求約束，有效需求不足成為經濟調控的新問題。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進壹步促使中國經濟的周期性低谷來臨，物價走低、投資低迷、失業增加等通貨緊縮跡象開始令人擔憂。面對這種情況，1997年以後，財政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其中以擴張性為實質的“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手段是通過增發長期國債，籌集資金用於社會基礎設施建設。而在此期間“穩健”貨幣政策的實質則是通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不斷增加貨幣供應量，並在1998年初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限制。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壹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這壹階段，政府首次面臨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周期低谷，並且處於有效需求不足與結構性供給不足的兩難境地，因此給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不僅提供了創新的背景，也帶來了眾多新的難題。
第四階段是從2003年至今。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壹背景下，政府從2004年逐步調整財政政策的作用方向和力度，適當調整長期建設國債規模和優化國債項目資金使用結構，向社會傳遞出政府合理控制投資的政策信號，並在2005年宣布財政政策再次轉型，實施以“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為特征的穩健的財政政策。與之相配合，從2003年起，穩健貨幣政策的內涵也發生了變化，主要是適當回收流動性，最終確定“穩中適度從緊”的政策思路。五年來央行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同時提高利率，這些都是緊縮銀根的措施，旨在控制貨幣供應量。進入2007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而中央政府也把2008年的宏觀調控思路，定為“從緊貨幣政策”與“穩健財政政策的協調”，這也體現了政府對較大通脹壓力的擔憂。應該說，在此階段，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壹個新特點，是除了***同作用於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實踐，例如以應對流動性問題、推進外匯儲備管理改革為目的而發行特別國債的行為，以及調低利息稅以引導儲蓄資金流向等政策。
綜合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實踐，可以得出幾個基本結論。
第壹，財政貨幣政策逐漸向市場化調控轉型，為發展新型的兩大政策協調機制奠定基礎。進入21世紀，財政政策在發展公***財政的總體框架下，從註重用政府投資性支出影響經濟，逐漸過渡到稅收、公債、轉移性支出等多項工具的綜合運用。而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貨幣政策也逐漸具有了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而不僅是傳統的信貸控制。
第二，從兩大政策的作用效果看，財政政策從強到弱，貨幣政策從弱到強。改革開放之初，財政政策居於主導地位，貨幣政策的作用幾乎沒有。1985年之後，隨著金融體系的發展，通過控制信貸規模而影響貨幣供應量，成為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1994年分稅制改革也弱化了中央政府財政政策的實施空間，使貨幣政策成為兩大政策協調的主導方。1998年以後，由於貨幣政策作用不理想，擴張性財政政策才再次走上前臺，但這並沒有削弱政府對貨幣政策作用的期望。事實上，在2004年積極財政政策淡出前後，貨幣政策仍是政策協調的主要壹方。進入2007年，開放經濟環境下貨幣政策面臨了更多的困境，使政府開始意識到財政政策應在宏觀調控中擔負更多的職責，這對兩大政策協調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第三，迄今為止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主要通過關註總需求管理，致力於實行經濟總量穩定。我們知道，在凱恩斯主義政策理念影響下，財政與金融的協作問題，主要研究在封閉體系的自由利率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如何通過有效配合來促進總需求水平的穩定。對於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這樣的政策選擇是相對有效的。然而對中國這樣面臨發展與轉軌雙重任務的經濟體來說，則顯得過於單壹。長遠來看，兩大政策協調，還必須關註結構調整性的供給管理、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制度優化等層面，這也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