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商品基地到炒房團大本營，溫州經濟在GDP的指標上是落後了，但控制在溫州人手中的價值總量卻在不斷增長。總體上說，溫州人作為壹個資本家群體而非壹個地區而言（即包括在外的溫州人），在整個國家的全體人群中所占有的經濟資源比例，正在以高於大部分地區的速度增長。溫州地區的實體經濟在邊緣化，溫州資本的聲音和地位卻並未減弱，反而名震全國，以致“溫州炒房團”令各地攢錢欲購住房者聞風喪膽。溫州經濟的空心化本身只是壹個影子，是溫州人在通過縮減實業投資的擴張速度，騰出更多的資金進入利潤更高的房產等行業，並試圖沖擊金融業、礦業等國家壟斷資本壁壘的表現，也是市場嗅覺最靈敏的私營經濟通過追逐高利潤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壹個縮影。
問題出在哪裏？問題並不在溫州人的市場意識，也不在智慧、學歷或管理水平的不足，而是出在貨幣本身的產生機制上。
市場化進展到今天，尚未貨幣化的資源已經日益稀少，所以我們可以將所有人、企業、單位持有的貨幣和存款等近似貨幣的資產總量視為社會的財富總存量。簡化而言，可以用M2作為參照指標來確定我們在整個社會中所占的經濟股份。
M2從1996年以來，平均在20%左右，這意味著如果我們的工資收入加上手頭資產的總增長率低於20%,我們就屬於在社會總資源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群體，我們的社會地位將相對下降。因此，對私營企業而言，問題不是保本、保值、跑贏CPI這麽簡單，而是要跑贏M2。
我國經濟的增長，伴隨著兩個顯著的特征：壹是M2與GDP的增長差距越來越大，M2占GDP的比例從80%已經上升到160%；二是我們的工資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小，相對應的消費率也越來越低。相對於M2代表的貨幣財富總量而言，GDP更接近於實業活動總量的統計數據，GDP增長大幅落後於M2的增長，意味著實業的增長率趕不上M2的增長率，做實業的人在整個社會所占財富份額比例不斷縮水。而工資占GDP的比重越來越小，則意味著拿工資的階層在社會的地位下降更快，這又縮減了社會的消費率，反過來讓實業的利潤更加難以增長。如果繼續實業投資，整體而言就意味著社會地位的下降，辛辛苦苦數年後回頭壹看，賺到的利潤率被看似遊手好閑的炒房團遠遠甩在後面。
因此，私營資本最正確、最理性的選擇是抽出投在實業的資金，轉而投入到更符合M2增長方向，利潤更高的領域，其中主要就是房地產。發展到最後，很多溫州企業維持壹定規模的實業生產不再是為了那壹點微薄利潤，而僅僅是為了通過做規模來獲取地皮和相應比例的銀行貸款，再把這些資金和資源投入到房產業獲取利潤。實業淪為私營資本繞過金融壟斷分享貨幣發行的途徑，成了炒房團的融資渠道。這樣的環境下，多家實業公司***同發起的中瑞財團最後成為大號的炒房團，絕非偶然。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實業衰敗、房產高漲的情況？貨幣發行的渠道和方式是背後的主因。
自從1998年金融風暴以來，出口成為經濟的主要驅動力，M1增長越來越多地依賴於外匯占款的增長，而外匯占款的增長則主要來源於外貿順差和由此吸引來的資本流入。因此，M1的發行越來越集中到外貿集中的地區，尤其是江浙滬壹帶，這壹階段還是以實業為主要獲取貨幣渠道的。但在這壹機制下，壹方面M1發行的不均衡導致東北重工業區和中西部與東部的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加劇內需不振；另壹方面在產能的擴張碰觸到資源瓶頸時，因外匯占款增長而增發的貨幣難以通過擴大生產貸款的方式充分轉為M2，私營資本需要尋找對應的去處，銀行也希望找到合適的放貸方式。隨著房地產市場化的啟動，用土地、房產抵押貸款相比實業的生產貸款更為便利，因此銀行和私營資本壹拍即合，壟斷了土地資源的官僚資本，也為自己能從中分得利益而推波助瀾。
由於房產業的存貨：房產無形資產、土地都可以憑借評估升值並通過多種形式套取更多的貸款，而實業的存貨卻面臨貶值且通常不能作為抵押物，生產資料投資更是不斷貶值折舊。於是，房產貸款比實業貸款更容易增長，且貸款的增長受有效需求的限制更小。於是，當2001年房市高漲並成為高利潤行業之後， M2的增長逐漸從外向型企業生產貸款的拉動，轉向房產、土地開發和抵押貸款增長的拉動。M1的增長帶來的存款通過房地產業膨脹開來並轉化為更高速度的M2增長。在現行統計體系下，房地產的價格增長大部分未被計入CPI，而房地產除建設的成本部分進入GDP循環外，持有期間增值的部分卻並不反映為GDP的增長。於是M2的增長超過GDP+CPI，在這裏找到了答案：之間的巨大黑洞，正是房地產價格在壹次次M2擴張中所膨脹的部分。
這樣的貨幣發行機制，導致需要從向消費者出售商品換回貨幣的實業，獲取新發行貨幣的難度落後於貸款方便、膨脹更輕松的房產業。當房產業成為M2增長的主要渠道時，在新增長的貨幣財富中，倒賣土地的政府、開發商和炒房團借助銀行的杠桿獲取了其中越來越大比例的份額。整個實業相對衰落了，尚能保持接近M2增長速度的外向型經濟部分，也僅僅是依靠匯率造成的國際價差在維持利潤，在資源緊張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也岌岌可危。
作為市場先驅的溫州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從實業轉向地產擴張，無疑忠實地反映了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原則。誰在M2的發行中獲取最大的比例，誰就取得更大實際利益的市場邏輯，溫州地區實體經濟增長乏力正是溫州資本從實業中抽身並沖向各地房地產業的表現。這並不意味著溫州私營資本家財富增長速度的放緩，相反，正是因為“及時轉型”，追上了M2的擴張速度，溫州私營資本家作為壹個群體而非壹個地區，才從中獲得了超越其他很多地區的財富數額。因此，溫州的空心化和溫州本地的GDP增長乏力，不是溫州人的市場眼光出了問題，而是整個貨幣發行系統的運行模式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