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在中國出現了人民幣的“內貶外升”，即當通脹率與匯率出現同方向變動，在這樣的時代，如果繼續沿用以往的宏觀調控理論和工具，肯定不會收到以往的效果。
其壹，從道理上說，在新全球化時代，由於中國與國際經濟已融為壹體，而前面的分析也說明，中國的貿易順差增長和人民幣匯率提升是長期趨勢，這樣就會引來大量投機於人民幣升值的國際“熱錢”，而國際熱錢的成本是熱錢本幣的利率，收益率則是人民幣利率與匯率之和，所以人民幣利率的提升，也是熱錢收益率的提升，所以提升人民幣利率不僅不會減少國際熱錢的流入，反而會刺激熱錢更大規模地流入。而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是用基礎貨幣收購外匯，這樣就會導致因外匯流入增長所投放的基礎貨幣的增長，導致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央行加息的目的本來是為了通過抑制貨幣投放而達到緊縮總需求的目的，但因為熱錢流入的增加，投放的基礎貨幣反而被迫上升，所以加息這壹舉措就變成了刺激貨幣投放的宏觀政策效果。由於加息引來的外匯流入更多，加息會提升本幣匯率這個結果沒變，但是由於貨幣供給規模更大了，對抑制通脹的目的來說，就是適得其反。
其二，從實證角度看，加息沒有收到預期效果。自2007年3月以來，央行已進行了6次加息，但通脹率到11月份已上升到6.9%的十年以來高點，廣義貨幣M2的增長率也從去年1月份的15.4%上升到11月的18.5%，所以很難認為若央行在今年繼續加息，會有能壓制住通脹率和貨幣增長率的那壹天。
有人認為，去年國際熱錢的大量湧入，其主因不是央行加息，而是中國資本市場如股市和地產價格的大幅度攀升，這個判斷我認為是不對的，因為去年在央行進行6次加息之後，國際熱錢流入占新增外匯儲備的比重是明顯上升了。如果以FDI加貿易順差為正當外匯流入，這兩者之和在2003～2006年占新增外匯儲備的比重是74%，但2007年前9個月這個比重卻下降到63%，下降了10個百分點以上。顯然，熱錢比重上升與人民幣利率上升是同時發生的，但2003～2006年我們卻沒有看到這個情況，而地產價格的上升自2003年以來就很強勁，以至於到2005年國家不得不出臺抑制地產價格的大量措施。股市的“大牛市”出現在2006年，而當年FDI加貿易順差比當年新增外匯儲備還高出了3%，所以如果國際熱錢是為了投機於中國的資產價格，那為什麽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的前幾年我們看不到，卻偏偏在央行連續加息後出現了呢？所以人民幣利率上升與熱錢比重上升同時出現，不應看成是偶然現象，而是有著因果關系的。
其三，從國際上看，近年來由於日元利率很低而美元利率很高，所以引發了大量“套息”交易，國際上估計有近萬億美元。而去年以來，日本央行為了應對經濟過熱而開始進入加息通道，美聯儲則為了應對房地產泡沫崩潰所引發的衰退不得不減息，所以日元與美元間的套息交易被大量取消，表現為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目前已從2007年初的1：123上升到1：109，可見利率始終是影響國際資本流向的重要機制，而對美元與日元間的套息交易萎縮，國際上壹般都是用兩國利率水平的相對變化來解釋，而未見有用美元資產價格作解釋的言論。那麽，如果在國際主要貨幣資本之間發生的流向變動是因為利率變動，在人民幣與主要國際貨幣之間的流向變動就會例外嗎？
此外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對利率政策的使用也在發生變化，例如去年美、歐都出現了明顯較以前年份為高的通脹率，但是美國為了應對金融市場危機，不得不連續減息，而歐盟自2006年以來為應對經濟過熱已開始連續加息，但在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的威脅下，也不得不放棄了加息舉措。到去年12月，歐元區的廣義貨幣增長率已高達10.7%的歷史高峰，已經遠遠高出原先所設定的4.5%的年增長率，但目前仍在醞釀減息。可見，由於時代不同了，在發達經濟體中利率與通脹率的關系也在發生變化，而並不似以往那樣，出現了通脹率的擡升就必須得加息。
所以，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利率這個傳統宏觀調控工具在今天的作用，考慮新的宏觀政策工具組合。
重新認識匯率
如果利率調節宏觀總需求的能力在當代新經濟格局中被弱化，那麽哪個宏觀調節工具能取代？我認為首先考慮的應當是匯率。
在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利率的地位之所以特別突出，是因為利率對需求水平變動的影響最大，但這是在內需主導時代得出的經驗和理論。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內需在中國的需求增長中仍是主導因素，但外需的增長速度顯然更快。從凈出口占GDP的比重看，2006年為4.5%，去年壹季度已上升到7.7%，二季度進壹步上升到9.8%，三季度則超過了10%，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經越來越大了，而且今後肯定還會上升。從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看，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出口占GDP的比重長期在9%左右，日本號稱出口導向型經濟，可戰後到70年代完成工業化的長期內，出口比重最高也只有16%，而中國目前已經達到40%，在未來時期進入到前面所提到的承接發達國家重工業轉移時代後，出口比重肯定還會上升，可見外需因素對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影響，已經與以往的工業化過程完全不同了。而正是由於外需在中國需求的邊際變化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就使匯率在調節中國總需求水平方面，以及對國內通脹率的影響與控制能力方面，可能替代利率的地位。
具體地說，由於在新全球化時代中國面臨著日益增長的巨大外部需求，而提升匯率是出口企業的減收因素，出口企業為了維持原有利潤就得提高供貨價格，這樣就可能使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出口需求發生轉移，從而達到緊縮總需求擴張的目的。然而在長期內保持較低匯率水平，是中國獲取更多新全球化利益，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競爭中保持優勢的重要條件，因此過快或過多地讓人民幣升值，從長遠看對中國並不是有利的選擇。但若因外需增長過快，過度拉升了中國的通脹率，導致中國內部經濟的不穩定性增強，提升匯率就是抑制國內通脹的重要宏觀調控手段，所以從新全球化時代所構成的新環境看，人民幣匯率的提升速度必須把握在不顯著快於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匯率上升速度的水平上，並兼顧國內經濟穩定增長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就是平衡中國的全球化利益與保持國內經濟穩定增長關系的核心。
重新認識通貨膨脹問題
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由於在中國這類發展中國家與當代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價格體系差距，而在新全球化時代市場的力量要糾正這個差距，所以主要發展中國家在長期內出現較高通脹率就會是壹個長期趨勢。提升匯率是抑制通脹率的必然選擇，但會使中國喪失新全球化利益，所以是讓匯率較高對中國的長期增長有利，還是讓通脹率較高對中國的長期增長有利，就必須進行選擇。
以往的經濟理論通常認為，年均不足1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可以定義為“通縮”，1～3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是合理通脹，超過5個百分點的物價上漲是顯著通脹，10個百分點以上是嚴重通脹，而若到幾十個百分點以上就是惡性通脹了。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有著巨大的價格水平差距，即便保持10%的通脹率也要30年左右才能與發達國家拉近價格水平，所以，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長期內出現6%～8%之間的較高通脹率，可能是壹個新全球化時代的特有現象，也是中國為了享受新全球化利益所必須支付的代價。不僅是在中國，在其他能夠享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國家，目前都在經濟增長率顯著提升的同時，也伴隨著較高的物價上漲率。例如印度，2007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8年來最高點，為9.2%，而去年前10個月的通脹率也上升到了6.7%，並不比中國低。近年來俄羅斯和越南的經濟增長率也顯著提高，去年前10個月前者的通脹率為10.8%，後者為8.1%，更高於中國。所以在新全球化時代，通脹率的合理水平至少在主要發展中國家都發生了變化，需要我們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