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杯灑釋兵權。節度使強權導致唐代滅亡。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將主要將領，都封為節度使，但太祖的節度使是官位虛職，意思是只拿錢不管事，而且薪俸很高，讓這些手握兵權、從戰爭中殺出來的優秀將領，徹底做富翁去了。再提拔些年輕的、資歷淺的上來。在開國之初，面對強敵時就削弱了戰鬥力，這不能不說是很遺憾了。
當然，雄才大略如宋太祖，自然是明白這壹點。但他仍這樣飾處心積慮地安排，自有他的考慮。唐代在最鼎盛的時候，積軍、政、財權如壹身的節度使起兵造反，這就是長達十年的安史之亂，之後，五代十國，更是造反紛紛，短短幾十年，武將們造反稱帝的人實在太多了，中國殘破不堪。
這樣血的教訓，宋太祖以溫和的辦法，杯灑釋兵權，將節度使變成壹個虛職，消除了那些功勛們作亂的可能，這又是當時時代不能不說是比較好的選擇。
二、設驅密院為軍事最高機關，管部隊調動；設三衙管部隊日常訓練；將領由皇帝臨時指定；徹底分權，兵不知將，將不識兵，自然戰鬥力就大為減弱；好處，將領們想造反是難上加難。
三、募兵制。發生天災時，擇災民、罪犯等為兵，壹直到60歲才退役。簡單試想壹下，在部隊當30－40年兵，不說身體原因，精神狀態就可想而知了，這樣的兵能打仗嗎？當做不能，那怎麽辦，就只有不斷募兵。倒仁宗時，部隊由開國之初二十萬到了壹百二十萬，軍費開支占朝庭收入幾達六分之五。這就是“冗兵”問題。
四、冗官。宋朝是最重視讀書人的。科舉先士的人最多，只要考上了，就都是官了，而且還是真正的高新。但天下職位有限，考上的人多，怎麽辦？朝庭養起來。宋朝官和職分開，多大的官，就拿多少錢，比如節度使最高。但官不代表職權，就象現在的職稱壹樣。只有差遣，才有職權，比如知XX州等，職位有限，當官的人多，到神宗時，十個官裏可能就有七八個官只拿錢不做事。
好處就是壹大批文人，日子過得很滋潤，宋朝又有祖訓，不能殺士大夫，所以也過得很自由，導致文化空前發達，甚至有幾項了不起的發明創造。
五、制度。宋朝基本上可以說沒有真正的地方官。路、州、府、軍、縣，都由朝庭直接派遣，三年壹換，所以說還是中央的官，只是臨時負責地方，就象現在的“掛職”，如果算上路途的時間，三年實在是太等了；以府為例，臨時地方官有知府、通判、轉運使等管行政、刑法、財政等，中央集中幾乎所有的稅收，實現分權，互相監督，其它制度大體都是以分權為本。
這樣的制度效率低，急功近利，毛病太多，特別是地方政府虛弱，外敵入侵時，只要拿下首都及可。好處當然是地方想造反，基本上不可能。
六、地理，燕雲十六州在遼國的手上，開封之北全是平原，遼國鐵騎幾日就可殺到黃河邊，宋朝無地利。遼國隨時開打，主動權在遼國，這就是為什麽宋朝在軍事上占優時還是簽下了“潭淵之盟”，每年進貢50萬。
七、無馬。我國只有河套地區和熱河、東北、工蒙壹帶適合養馬，這三處地方都淪落敵手，所以宋朝騎兵少且弱，基本沒有進攻能力。
八 無錢。冗兵、冗官，宗室增多，基本上消耗了財政收入，加上戰事常有，駐守部隊壹年壹換防區，更是入不甫出，想打仗沒有錢。
九。王安石變法。變法不以說不先進，王安石不能說沒有能力，變法後，國庫確實增加了許多，可也是釜底抽薪，富了國家，窮了人民。司馬光說多好，錢是壹定的，國庫增加了，老百姓就沒有錢了。確實有道理，當時的生產條件，短時間可能通過拓展生產，加快流通來增加財富，因此，壹定意義上講，生產總值是壹定的，當然就是國家富了，人民就窮了。
十、重文抑武。
還有很多原因，打字太慢，不說了。
結果就是，以童貫（有本事的太監將領呵）領兵20萬，進攻被金國打得抱頭鼠竄的遼國，遼國拚湊了二萬部隊，打得宋軍20部隊幾乎全軍覆沒；遼國的都城被金國打下以後，宋朝又想沾壹點便宜，派遣十五萬禁軍，遼國怕了，前來求和，宋朝當然不答應了。遼國沒辦法，又拚湊了壹萬部隊應戰，結果又打得宋軍大敗，宋軍只好求金國來幫忙，金國三下五除二就消滅了遼軍，並且有壹個另處的收獲，原來心目中的天朝上國是壹只紙考老虎呵，好，我就打這壹頭肥豬，非常輕松地幹掉了北宋。
宋朝是積貧積弱的，同時又是文化昌盛的。
在傳統觀點中，宋朝卻壹直被認為是壹個積貧積弱的王朝，郭教授認為產生這種觀點的原因主要有在於：第壹是“守內虛外”的政策和外患國勢的影響，宋朝缺乏漢唐時期強盛的對外擴張氣勢，對內嚴格防範卻疏於外防，又加上長期處於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民族的侵犯之下，而不得不采取和議措施來換取短暫的安定；第二，“上行下行”階段說的影響?“下行”階段，使得人們在較長時間內壹直誤以為宋朝是貧弱不堪的。
郭教授在指出傳統觀點產生原因的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就綜合國力而言，宋朝雖然算不上中國古代最強盛的國家，但卻是中國古代史上文明最昌盛、最輝煌的時期。對於這壹觀點，郭教授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從物質文明角度來看，宋朝較前代有了重大進步：農業單產量和土地利用率都有所提高；手工業中的冶金業和紡織業發達，出現了“煤鐵革命”，並且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商業上，出現了“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產生了最早的紙幣；科技上，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是在宋代發明或得以改進的。
從精神文明角度來看，以理學為代表的新儒學更加思辯化、哲理化，出現了大批哲學家和理學家；教育更加發達，而且教育的平民化進壹步加強；產生於民間的詞逐漸雅化，並產生了大批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詞人，在完成由“下裏巴人”向“陽春白雪”演變過程的同時，也奠定了其在中國文學史山的地位；史學的發展更加興盛，出現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壹批史學家和以《資治通鑒》為代表的史學巨著，同時還首創了編年體史書體例；繪畫和書法的審美觀念逐漸發生變化，由唐朝時期的“尚法”轉為“尚神”；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學作品形式話本出現，並開了明清白話小說發展的先河。
從制度文明角度來看，宋朝是制度建設成熟的時期，政治運作更加文明化、理性化，更加重視以文治國，厚待文人，保護進言；宰相權力資源分化，無文臣、武將、後妃、外戚、宦官擅權專政。
宋代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壹個最讓人感到困惑的朝代：它被認為積貧積弱卻在強敵環拱之下維持了三百余年，甚至在歷史上最強悍的蒙古鐵騎面前也有諸多出色的表現；在那個時代產生了歷史上最傑出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哲學家、科學家，以至有歷史學家將其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但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卻沒有產生類似西方“文藝復興”的效果；它的開國君主制定了最開明的政策：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但在這個朝代發生了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冤案：冤殺嶽飛；這個朝代之前的時期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這個朝代之後的時期被認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恥辱的朝代，以至許多人認為它應該對後來的恥辱負責；它是壹個讓本民族的人備感恥辱，但卻讓外民族的人備感羨慕和贊譽的朝代……正因為種種的撲朔迷離，所以人們對它的評價也最南轅北轍：明朝以後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對它持批評態度，但王夫之認為它“郁郁乎文哉”，並且北宋的前中期都是可以和“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媲美的“治世”；陳寅恪認為“華夏文明歷數千載演進，盛極於趙宋之世，其後勢衰，終必復振。”鄧廣銘認為“無論是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宋朝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絕後的。”而國際上的漢學界則對宋朝的評價更是超越了漢唐：“東方的文藝復興”、“最偉大的時代”、“最令人激動的時代”。
其實，研究宋朝不僅可以澄清壹些似是而非的結論，而且有助於理解元朝以後中華民族的歷史走向以及探索今天的民族復興之路。
宋朝的國策：和士大夫***治天下
選擇什麽樣的人才來治理天下？這是每壹個奪取天下以後的開國君主面臨的首要問題。古代的思想家們總結了各種人才的經驗教訓，提出了“唯才是舉”“唯賢是舉”的用人策略，告戒統治者要以“才”“賢”為標準選拔人才治理天下，但古代的政治體制是皇權至上，所以碰上壹個英明的君主，能夠舉用賢才治理天下。（即便是英明的君主，也有因為過分信任宗室而給國家帶來禍亂，如漢高祖劉邦因為大封宗室而導致“吳楚七國之亂”）但如果碰上壹個昏君，則各種小人會乘機占據高位。而宦官、外戚、後妃、宗室因為離皇帝近，所以往往更容易竊取高位，專政擅權。而軍人則因為有實力，往往也容易割據壹方，禍亂國家。
在漢朝、唐朝的時代，既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盛世，但更有極為黑暗的時代，宦官、外戚、後妃、宗室、武臣各種勢力禍亂壹時，給政權和社會造成極大的危害，甚至危及皇權的統治。
宋朝的開國君主宋太祖、宋太宗在深刻地反思了前朝的教訓之後，作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決策，並將這決策上升為國策。
宋太祖、宋太宗為了保證士大夫的“***治”地位，采取了如下措施：
壹、密立誓碑。宋太祖曾在宮中立碑：“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否則，將遭天譴。這條誓言奇跡般地被宋朝歷代帝王所遵守。這條誓言的意義在於為士大夫參政提供了寬松的環境和安全的保證，所以宋朝的士大夫自覺意識高漲，參政意識特別強。同時宋朝的大臣也是最敢於管事的：他們敢於公開抵制掌握實權的皇太後的非分行為，敢於管理宮中的壹切事物，甚至敢於抵制皇帝的不合理的要求。這樣，杜絕了各種其他勢力插手政治的可能。
二、尊崇士大夫。宋朝采取了各種措施尊崇士大夫以及加強他們的自豪感。例如讓宰相上朝時站在親王的前面，在東華門外“唱狀元”，在啟蒙書中開宗明義地講：“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種種措施使得士大夫們在其他各種皇親國戚面前有壹種前所未有的自信。例如劉太後專政時曾想以美差拉攏高級官員，但這些官員大都保持了壹種清高的姿態，主動地和劉太後保持了壹定的距離。
三、兩宋大多數帝王主動地抑制了皇親國戚幹政的欲望。
由於種種合理的措施的施行，使得“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決策落到了實處。
宋朝實行“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國策，對兩宋三百多年的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理解這壹國策，是理解宋朝政治的壹把鑰匙。
士大夫的階級本性
要分析宋朝“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國策的意義，必須分析士大夫這個階層的本性。
士大夫是經過正當的程序從底層選拔上來的精英人物，這個特點使得他們這個階層具有如下特點：
壹、他們受過系統的良好的教育，忠君思想濃厚。在中國歷史上，有外戚、女主、武臣、宦官、宗室纂位，但卻沒有士大夫纂位。
二、他們對王室感恩戴德。因為他們原來在社會的底層，能進入朝廷完全靠王室的提拔，因而他們自然對王室感恩戴德。
三、他們來自底層，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勢力背景，壹旦朝廷將他們罷官，影響力就急劇消失，沒有尾大不掉之虞。
四、他們具有壹定的社會責任感和國家治理能力。
宋朝的政治：君子政治
古代能夠對國家產生影響的政治力量群體依次有：士大夫、宦官、後妃、外戚、宗室、武臣。從個體來講，每壹個群體裏面都有正直之人，也都有奸佞之人。但從群體來講，士大夫群體 在歷史上起的作用絕大多數是正面的，而宦官、後妃、外戚、宗室、武臣起的作用絕大多數是負面的。個中原因是因為士大夫是經過正當的程序從底層選拔上來的精英人物，無論是素質還是氣節、品德都還是比較強的，而宦官、後妃、外戚、宗室都是依靠裙帶關系登上歷史舞臺的，雖然其中也有優秀的人才，但就總體而言，素質低下，品德敗壞，無氣節可言，同時他們自恃有皇帝撐腰，所以往往為非作歹、無惡不作。其中尤其是宦官，生理殘缺而導致心理陰暗，所以宦官專權往往是最黑暗的時代。而武臣則因為掌握著軍隊，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導致藩鎮割據。
而在宋朝，各種曾經在歷史上風光壹時的政治勢力如宦官、武臣、外戚、後妃、宗室都已經風光不再，只剩下士大夫勢力壹枝獨秀，加之宋太祖有不殺士大夫的誓碑，所以使得政治鬥爭也不再像以前壹樣充滿血腥氣，所以就總體而言，宋朝的政治是君子政治，是歷史上難得壹見的清明時期。
雖然說宋朝的士大夫中也有小人，但從總體上說，小人的勢力很難壓住君子的正氣，在北宋壹朝尤其如此，而南宋即使在如秦檜專權之時，也有正直之士對他進行抨擊，所獲之罪也最多就是流放嶺南。並且即使是專權的權臣，其囂張程度也遠比不上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的權臣可以手握生殺予奪之大權，更不象明朝的太監竟然能罰滿朝文武下跪。
而至於宋朝政治家的君子風度，例子則不勝枚舉，如範仲淹多次激烈抨擊呂夷簡，但呂夷簡仍然提拔範仲淹；而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的政爭更是出於對國家利益的爭論，不夾雜著私利，所以雖然激烈但卻充滿君子之風。這樣的例子翻開宋史隨處可見。
宋儒氣象：先憂後樂
宋朝確定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國策後，士大夫進入了歷史的黃金時期。可以說，歷史發展到宋朝，中國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才真正成為現實，“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社會見慣不怪的現象。
因為朝廷的信任，也因為士大夫的階級本性，所以宋朝的士大夫們呈現出壹種與以往朝代士大夫截然不同的精神風貌。
以往朝代的精神風貌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宋朝士大夫的精神風貌則變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以壹種高度的責任感關註著天下蒼生的福址和朝廷的安寧。而作為王室來說，當然欣賞這種對朝廷的感恩戴德之後的忠勇奮發，所以也不斷地提拔和獎勵這種精神。
所以在宋朝，士大夫對王室的認同感最強。他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關註著王室的穩定和安寧，對纂位的行為甚至哪怕是企圖都不能容忍。正因為如此，在金國滅掉北宋以後，並無特殊才能和功績的趙構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而被脅迫纂位的張邦昌雖然能得到皇帝的原諒，但卻為輿論所不容，所以最後仍被處死。在南宋雖然出了很多權臣，但沒有權臣的勢力強大到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不管什麽時候，皇帝都是最高統治者。南宋被蒙古所滅之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壹大批朝臣仍在為復興宋室而努力，這是?朝的大臣又是最大膽的，他們敢於公開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例如李沆將真宗要求進封皇妃的詔書當著宦官的面燒毀，包拯多次要求仁宗收回對愛妃伯父的任命，禦史鞠永公開說如果劉後敢任命錢惟演為相，他就在朝廷上撕毀詔書，南宋寧宗時朝臣常常激憤於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
也就說宋朝的大臣就忠於皇帝，但又敢於抵制皇帝不合理的要求。
宋學精神：追求真理
中國古代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學術的高峰期，在那個時代產生了第壹批大師級的學者；中國古代學術的第二個高峰期是宋朝，這個時期又產生了壹批大師級的學者。
宋學的最高精神代表是張載的追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精神接近了壹種宗教的追求終極價值的精神。正因為宋代學者對真理的不懈追求，所以產生了學術的高峰期，其中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朱熹、王安石、陸久淵、葉適等是歷史上壹流的學者。
宋代同時是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文化的極盛時期，陳寅恪曾說：“華夏文明歷數千載演進，盛極於趙宋之世，其後勢衰，終必復振。”
宋代這種經濟、學術文化高峰期的出現，是和宋代寬松的政治環境分不開的，同時和宋代皇帝並不妄自尊大的的性格有關，宋太祖曾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答：“道理最大。”所以宋代朝廷能夠允許學者充分探索真理，而不至於獲罪，懷疑經典之風盛行,同時宋廷對經濟、科技、文化事業都比較註重，促進了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
宋朝的軍事弱嗎？
宋朝最遭人詬病的是軍事的羸弱，不僅未能像漢唐壹樣在草原上大展雄風，而且連本屬於漢地的幽雲十六州都未收回，北宋時和契丹簽訂“澶淵之盟”，最後被金國所滅；南宋則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稱臣，後被蒙古所滅。所以，宋朝歷來被認為是積貧積弱的壹個朝代，喪權辱國的壹個朝代，因而也被人認為是令人感到屈辱的壹個朝代。
從表面現象來看確實如此。但如果深入分析當時的實際情況，則會發現宋朝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維持三百二十年，已經是奇跡了，宋朝的軍隊並非是想象的那樣不堪壹擊，至少其行為是情有可原的。
壹、宋朝的立國在軍事上先天不足。宋朝立國時，北方的契丹已經先立國幾十年，它在後晉的石敬塘手裏搶去了幽雲十六州，使得中原的北大門洞開；同時產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遼國占有，所以北宋壹直少馬，難以和北方的少數民族騎兵對抗。所以宋朝的立國是相當捉襟見肘的。
二、宋朝碰到了多個空前強大的敵人。首先，從數量上來說，宋朝碰到的對手是最多的。（對手是指有較大實力能征服別的蠻族而且向中原王朝進攻的蠻族，如果中原王朝只需要少數的軍隊就能鎮壓，就算不上對手，如漢朝時候的羌族，宋朝時候的交趾；如果從不進攻中原王朝，如唐朝時的回紇，在唐朝衰微的時候也沒有進攻過唐朝，宋朝時候的大理國，也就算不上對手，）兩漢的對手就只有匈奴壹個，唐朝的對手也就突厥，明朝時候的對手是蒙古和滿族，而宋朝時候的對手多達四個：契丹、黨項、女真、蒙古。
其次，從力量上看，宋朝碰到的對手都是空前強大的。理由如下：（1）、匈奴、突厥是處於文明前野蠻階段，而宋朝的對手契丹、黨項、女真、蒙古以及明末的滿族是處於正向文明階段進化的階段（這些蠻族的文明進化與唐朝的文明輸出及宋朝的文明興盛有很大關系，在後遼的時候，後遼甚至以宋朝的年號為自己的年號）。這產生了以下差別：1、經濟基礎不同。前者完全靠自然條件生存，自然條件惡劣的話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後者則掌握了農業生產技術，根本上解決了靠天吃飯的問題，其經濟基礎更加穩定而強大。正因為如此，除西漢的匈奴正處於上升階段以外，東漢的匈奴、唐朝的突厥都是因為自然條件惡劣正處於衰落階段被中原王朝滅掉的。2、國防條件不同。匈奴、突厥沒有國防觀念，因此衛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時長驅直入，而後者則已經有很強的國防觀念，並且修築了堅實的國防設施。3、野心不同。前者的野心就是到中原來搶劫，對土地沒有野心；而後者的野心大大增加，契丹已經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對幽雲十六州非常看重，而女真、蒙古則壹直想統壹天下做皇帝。4、軍事領袖的強弱不同。前者沒有產生真正強有力的軍事領袖，而後者則產生了非常傑出的軍事家，如耶律阿寶機、完顏阿骨打、成吉思汗等。（2）、西漢的匈奴正處於上升階段的強盛時期，而東漢的匈奴、唐朝的突厥則處於沒落階段的衰敗時期。而宋朝的對手契丹、黨項、女真、蒙古則都處於強盛時期,並且壹夥強於壹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