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重文輕武，以文制武 唐末五代兵變頻繁，使宋代皇帝和士大夫們養成了壹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認為武將位尊權重，必然會尾大不掉，驕橫難制，形成方鎮割據之患。因此對將領無端猜疑和百般防範，實行重文輕武、以文制武，通過以文臣主兵，用宦官督察，以陣圖箝制等手段來削弱和限制將領的指揮權。似乎只有這樣做，才可保國家承平，長治久安。宋朝軍事最高指揮機構樞密院和各地方軍職均由文官出任，結果在重文輕武風氣影響下，文人大多未經戰陣，缺乏統兵作戰的實際能力，讓他們領兵作戰，其後果不待言而自明。
3. 騎兵缺乏，且又不重視騎兵建設 宋代軍隊以步兵為主，相比較而言，騎兵則顯得相當落後。宋由於喪失西北產馬之地，軍馬主要來源於同西北少數民族的貿易。但因受財力和其他因素制約，數量畢竟有限。為解決馬匹缺乏問題，宋也曾設置監牧養馬，結果不僅成本高、耗費大，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和官兵，加上管理不善，馬匹成活率極低，馬種低劣，多不能充任戰騎。戰馬匱乏依然如故。宋號有成建制的騎兵，但實際上徒有虛名。馬匹的缺乏只是宋騎兵落後的客觀因素，主觀上不重視騎兵建設，也阻礙了宋騎兵的發展。面對北方遼和西夏的精銳騎兵，宋朝總的對策是以步制騎。如壹代名臣範仲淹，竟也認為“自古騎兵未必有利”，宋祁更進壹步主張“損馬益步”。這種目光短淺的認識，成為騎兵建設的阻力，妨礙了騎兵的發展和壯大。
騎兵適宜於平原曠野的遠程機動作戰，是軍隊中的主要突擊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講，沒有壹支強大的騎兵，就不可能成為封建軍事強國。換言之，騎兵的發達與否直接關系到武運的興盛與衰弱。宋軍事上的積弱不振，同沒有壹支精幹騎兵有著密切關系。宋騎兵落後，決定了其兵種構成只能是以步兵為主，而步兵行動遲緩，加上消極防禦戰略和軍事指揮體制上的種種弊端，戰法單調而呆板，很難進行遠程奔襲、機動作戰，以爭取戰爭的主動權。特別是在北宋時期，面對遼夏騎兵集團的四面沖擊，宋壹貫采用四面防禦的方陣，所謂“陣而後戰，兵法之常”，成為北宋將領們奉行的準則，這種不顧敵情、地形等條件不同而壹成不變的戰法，使本就呆板的戰術更趨保守。因此，在忽聚忽散、往來馳騁、機動靈活的對手面前，宋軍被動挨打、屢戰屢敗，也就不足為怪了。
4. 高度集權的指揮體制缺少戰場靈活性 宋朝為了防止武將擁兵自重，建立了樞密院三衙統兵體制。樞密院三衙統兵體制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權壹分為三。樞密院有調兵之權，卻不掌管軍隊；三衙掌管軍隊，卻無調兵之權；遇有戰事，由皇帝任命率臣領兵出征，從而實現了“發兵之權”與“握兵之重”的分離。這種體制對於消除中唐以來綿延200多年藩鎮割據的局面，確實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於過分地集權中央，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壹些弊端。統制過嚴，機構重疊，造成了主兵機構與非主兵機構之間、主兵機構與將帥之間、將帥與將帥之間、主將與偏裨之間、部隊與部隊之間權限不明，政出多門，各自為政，不能相互協調，缺乏統籌安排，結果必然是互相牽制，動輒掣肘，弊病叢生，從而造成軍隊效率低下，戰力孱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據戰場上敵我雙方不斷變化的情況，因地因時便宜行事，乃是作戰指揮的起碼要求。而宋代則不然，實行“將從中禦”。幽居深宮、遠離前線的皇帝和二三大臣，依據主觀臆測，制定作戰陣圖，錯誤地鉗制和剝奪前方將帥的機動指揮權，扼殺了將領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責任感，迫使將領循規蹈矩，死守陣圖。在當時通訊聯絡條件極為落後的情況下，依靠預先制定好的陣圖，遙控作戰，不許更改，無疑是壹件極為荒唐可笑的做法，難以適應千變萬化的戰場要求，必然會遭到失敗。
5. 積弊重重的募兵制大大削弱了軍隊戰鬥力 募兵制在宋代實行之初，確實收到了良好成效。如太祖時由於揀選嚴格、軍紀嚴明、訓練有素，兵雖少而精，保持了較強的戰鬥力。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到後來卻是弊端叢生。宋代在養兵以自固的方針指導下，遇荒年便募民為兵，災荒不斷，募兵不止。由於招刺太濫，揀選不實，訓練缺乏，致使庸兵惰卒大量存在，嚴重影響了宋軍的戰鬥力，兵雖多而無用。贍養數目龐大的常備軍，造成了宋財政上的嚴重危機。為解決危機，統治者又千方百計地加緊搜刮民脂民膏。宋代荒年招募饑民為兵，迫使大批強壯勞動力脫離生產第壹線，可見，這種制度的推行，不僅破壞了下層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也破壞了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向前發展。總之，在募兵制度下，宋雖豢養了百萬大軍，但結果不僅沒有帶來國力的強盛，反而產生了諸多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