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頭，又稱跪拜禮，它是不是中國人的發明專利，已無從考證。但有壹個事實是，在大多數國家，磕頭都被認為是最重的禮儀。在過去，中國人磕頭磕成了習慣。天地君師親，要磕；家族長輩，要磕；就算結個婚，夫妻也要對拜壹下，才算真正定下姻緣關系。
這些年的娛樂文化圈，有關跪拜的新聞時有發生。比如趙本山和郭德綱壹幹弟子的磕頭照曾經引爆網絡，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早前向季羨林賀壽時也行過跪拜禮。前不久又出了壹個收徒時受了跪拜禮的土家野夫。
野夫此次遭遇的網絡口水，與趙本山郭德綱等人如出壹轍。批判者認為，這壹跪暴露了野夫的無知與野蠻，並且指責他“蔑視人人平等的現代價值觀念”，而少部分同情者認為，既然大家提到了平等這壹現代價值理念，那我們是不是也要說不說同為現代價值理念的“自由”呢？
自由主義者認為，野夫徒弟有跪拜師長的自由，野夫也有接受徒弟跪拜的自由。這原本就是壹個願打壹個願挨的事，並無傷害第三方，又有何不妥？
正義好過邪惡，美好好過醜陋，正確好過錯誤……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理。可壹旦平等與自由同時出現在我們面前，魚和熊掌，妳又會選擇哪壹個？妳要知道，媳婦和老媽同時掉進河裏先救誰這道單選題，曾經難倒過多少英雄好漢。
關於上面這道難題，中國的男人壹代又壹代不遺余力尋求最優解，但仍無壹個兩全其美又無破綻典的對策。同樣的道理，自由與平等這兩大普世價值，即便在高懸民主大旗的美國，也時常發生自我沖突。
磕頭跪拜禮真的有必要壹竿子打死嗎？別人在家裏接受徒弟或晚輩的大禮，本是個人私域裏的私事，只要雙方不是為了作秀，磕頭者內心裝滿虔誠，受禮者又能虛懷若谷，跪拜禮並非洪水猛獸。那些不分場合和時間，見著權貴便跪拜的行為，才是奴性的表現，比如“風雨中為領導撐傘”、“遇到火災讓領導先走”。
民國時期，壹代大師辜鴻銘拖著辮子走進北大講堂，引起學生哄堂大笑。等笑聲壹過，辜鴻銘緩緩丟出壹句話來，“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妳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此語壹出，學生們立刻鴉雀無聲，自慚形穢。
提到磕頭，我還想說壹下我的親身經歷。在我的山東老家，當地政府目前正在推行壹種婚喪嫁娶壹律節儉的新風尚。原先村裏死個人，嗩吶響器必須有，白衣孝服必須有，罩子靈房必須有。喪禮上，晚學後輩進靈堂，照理要行九九八十壹個跪拜禮。禮成之後，孝子賢孫們則要跪拜回禮。如今，這些禮節全被簡化：後輩行禮只需三鞠躬；家屬答禮唯需點個頭。壹年下來，村民們對這個新規矩，拍手稱快。
記得我小時候，大年初壹要給同族老人上門拜年，見面第壹件事就是磕頭。祖爺爺祖奶奶們早早起床，穿著新衣服坐在堂屋等晚輩前來行禮。這是農村最重要的儀式之壹。可現在呢，磕頭之風逐漸過氣。晚輩進了長輩家門，照理要做個磕頭狀意思壹下，而老人家往往不等妳真跪下早就將妳扶起。磕頭，已經是壹個“很有必要但不會完成”的儀式。
遠的不說，這種事兒，放在三十年前，是想也不敢想的。短短的三十年，大部分的農村人就自覺摒棄了磕頭的陋習。這既有上頭文明之風的推行，也是農村人自覺踐行的結果。上面兩個故事可以看出，農村人的內心裏是不喜歡磕頭這件事的。當大家集體不願意，又有人牽頭抵制，這種陋俗，很快就沒了市場。
當然，磕頭和剪辮子壹樣，都具有兩面性，不可壹概而論。沒必要看到毒蛇就打死，她可能是前來報恩的白娘娘；沒必要看到腰圓的女生就讓座，人家可能只是胖了點。同樣的，沒必要看到磕頭的，就壹竿子打死，人家可能就是壹個形式。
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固然有不少糟粕。但妳千萬不能誤認為“新的就是好的，舊的就是壞的”。磕頭這壹儀式，的確會讓正義感爆棚的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們也沒必要過度解讀。依我看，磕頭，的確是封建陋俗，但確實也是個人自由呀。
中國人不是抵制文明，而是太喜歡裝文明。那些罵野夫野蠻無知的人，未必就壹定文明有知。文明教化和普世價值在中國的盛行，需要時間的累積，需要“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性情積澱和德行培養。
看看我們身邊這些人吧，犬儒主義者忙著裝孫子，網絡噴子們忙著裝大爺。與其肆無忌憚地發泄內心的戾氣，不如踏踏實實接受文明的洗禮。壹個心裏裝著“主子”的人，無論何時也不會擁有獨立健全的人格。當然，在這個時代，“主子”未必是壹個具體的人，它可能是體制內的壹個鐵飯碗，政府部門的壹個批文，生意人眼裏的壹個重要訂單……
自由、平等這些大詞具有很大的蠱惑性。搞不好，它就只是壹個口號。唯有內心真正裝著現代價值理念，將自由、平等這些概念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我們才能真正與現代社會接軌，我們才能真正告別奴性的思想，我們也才是壹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