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3日的那個下午，趙振英搭乘“七七事變”後的最後壹列客車，離開了故鄉北平城。
車上擠滿了逃離北平的難民與學生。擔心日軍開火，車頭上還掛了壹面白旗。車過盧溝橋時行駛緩慢，趙振英甚至能看到，在遠處的日軍陣地上，有日軍軍官舉著望遠鏡向列車觀望。
鐵路的這壹邊，是國民黨第29軍的陣地，中日兩軍處在對峙中，大戰壹觸即發。滿載著平民的客車從中間地帶緩緩駛過，這個20歲的高中畢業生，心頭突然湧起壹陣“屈辱感”。
趙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學。但隨著“七七事變”盧溝橋上的壹聲槍響，這個夢想被徹底擊碎。從那壹刻起，他和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壹樣，匯聚到抗日救國的歷史洪流中來，立誌要將侵略者趕出中國。
在此後的8年裏，這個年輕軍官的戰鬥足跡遍布多個省份——湖南、四川、廣東、雲南。由於表現優異，他壹路晉升，1944年4月，27歲的趙振英隨中國遠征軍入印緬作戰時，就已經是少校營長了。
盡管作戰多年，但多半時間他都在軍部擔任參謀。在出任營長後，自己的部隊又始終被作為預備隊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戰場作戰的機會，作為壹名軍人，這成為他戎馬生涯中不小的遺憾。
然而歷史很快給了他壹個萬眾矚目的機會。
趙振英所在的國民黨新六軍，被稱為國民黨軍隊“王牌中的王牌”，軍長廖耀湘，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1945年8月，抗戰已接近尾聲，蔣介石點名要求新六軍進駐南京。他想用這支全副美式裝備的威武之師，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國的軍威。
1945年8月28日，趙振英的第壹營從湖南芷江飛往南京。從跳出機艙踏上南京土地的那壹刻，趙振英與他的士兵們註定將被載入史冊——這是在歷經了艱苦卓絕的8年抗戰之後，第壹支收復首都的中國軍隊。
隨後，這個軍銜為少校的營長又被上峰委派，負責1945年9月9日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的警戒工作。在許多參戰部隊眼中，這個任務被視為“中國參戰軍人的最高榮耀”。
作為壹名抗戰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儀式的全過程，晏歡原本已經十分熟悉，但趙振英的描述，又為他補充了許多原本不為人知的細節。
投降簽字儀式的地點，是在南京中央軍校的大禮堂。從禮堂門口壹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豎著壹根旗桿，用藍白相間的布條包裹，旗桿上掛著同盟國中、美、英、法、蘇的五面國旗。
每根旗桿下，都站著壹個全副武裝、精神抖擻的第壹營士兵，他們身著綠色卡其布美式軍裝，戴著鋼盔與白手套，背軍用背包，手持美式沖鋒槍。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槍膛裏並沒有上子彈。
簽字儀式時，趙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團投降席的左後方，他的士兵遍布整個會場，這些士兵的人數與站位，是趙振英在前壹天就安排好的，並經過了再三演練。
在簽字儀式的10多分鐘裏，會場裏唯壹能夠自由走動的，就只有趙振英壹個人。他的任務，是時刻註意部下的軍姿，防止出現意外。
更讓晏歡震驚的是，在他帶去的當時美國記者拍下的受降儀式老照片中，趙振英甚至發現了壹個疑似自己的身影。 這張老照片的主體部分，是中國受降席與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壹排士兵背後，站著壹個面孔模糊的軍官，身著馬褲，腳蹬長筒馬靴，腰間別著手槍，打扮與旁人明顯不同。
“這個人有可能是我。”在趙振英的記憶中，作為會場警戒部隊的最高長官，為了彰顯軍威，在受降儀式前些天，他特意到會場附近的裁縫鋪裏，訂做了壹套馬褲制服。
而那張照片和簽名本上的故事，趙振英也記得很清楚。
受降儀式後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新六軍營級以上的軍官，都出席了。那個時候，他們是眾人仰慕的英雄與勝利者，在最上方那排軍官的右側，趙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隨後，新六軍中的美軍聯絡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離開了中國。在走之前，約翰·葛頓南少校拿出了這個紅色筆記本，讓在場的中國軍官在上面簽名，作為對這段光榮歲月的紀念。
南京受降儀式，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顯赫的壹頁。這是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第壹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戰爭中取得勝利。這也成為趙振英壹生中最為驕傲的經歷。盡管時隔60多年，老人依舊記得當時的心情。
“略有些緊張，但更多的是興奮！”老人的臉上不經意地流露出壹絲自豪感，“從甲午戰爭以來，中國就沒有打過勝仗，8年抗戰，風餐露宿，終於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親眼目睹這壹切，榮耀啊！”
只是，當年那個年輕的少校營長不會想到，壹度被他引以為傲的這分榮耀，很快變得黯淡無光。它先是被沖淡，然後被踐踏，之後逐漸雕落，像落葉壹樣，被主人掃到內心深處最為隱秘的角落，壹藏就是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