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官員成瑨、翟超等聯合檢舉宦官，漢恒帝將李膺、杜密、陳翔等數百人囚禁拷打，涉案者終身罷黜不得為官；
東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外戚竇武想鏟除宦官，宦官率先發動政變，將竇氏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接近的時間與反對宦官專權，並造成士族學者遭受迫害，統稱為“黨錮之禍”。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反擊理由是"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宦官所列罪名看似輕微，但在漢末復雜的朝局下，足以令士大夫階層慘敗。
東漢後期皇權削弱，世族豪強亦受到波及，士大夫階層迅速崛起，抨擊朝政貶損世族豪強，蠶食世族的既得利益，世族遏制士大夫締結黨羽，遂加入到宦官的陣營內，皇權與宦官成為“黨錮之禍”執行者，東漢世族豪強才是真正的推手。
兩次黨錮之禍，至漢靈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延續長達23年時間，不涉及家眷的情況下，牽連士大夫僅千人，且以言官和學士為主，東漢吏治體系能夠填補，不傷及東漢王朝的根基，無非是貧寒士子在陳蕃與竇武被平反後，感懷“黨錮”遭遇宣泄情感。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與史學家司馬光，《資治通鑒》評價“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屬，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對漢末士大夫階層充滿蔑視，也代表切身利益的世族觀點。
任用宦官，穩固皇權東漢宦官問題由漢章帝劉炟留下隱患，其縱容外戚竇氏與梁氏專權，漢和帝用宦官奪權並掌控朝局，從此皇權受到外戚、宦官與世族輪流削弱，東漢王朝就此走向衰落。
東漢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授命宦官賣官鬻爵，卻有著漢恒帝三點布局：
第壹，西北羌族起義，減免公卿俸祿仍難補救，盤剝底層民眾耗時過久，唯有世族掌握土地和財富，短時間拿出大量的資財；
第二，朝堂世族把持，誅滅梁冀後官職缺額，漢恒帝初掌朝政難以權衡，用競價方式售賣官職爵位，世族有微詞卻不涉皇權；
第三，培植親信勢力，強化皇權與世族的合作，使世族真正為皇權服務，皇權則成為世族堅強庇護，東漢王朝實現穩固恢復。
基於利益關聯的“黨錮之禍”，漢恒帝與世族合力打壓士大夫，漢恒帝實現皇權的短暫崛起，卻隨著官僚體系的膨脹與吏治的腐敗而走向不可控。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外戚竇氏擁立年僅十二歲的劉宏為帝，竇武想操控皇帝誅滅宦官，整頓吏治遏制世族，初衷很好卻觸犯大忌。
竇武為大將軍、竇機官拜侍中、竇靖掌管羽林左騎、竇紹被封為侯等，竇氏權傾朝野，卻在誅殺宦官猶疑難斷，被宦官糾集力量所誅殺，導致第二次“黨錮”。
這段時間漢靈帝劉宏，常去性情暴躁的竇太後處，為其祝壽並增加供養資俸，即便宦官們費心迎合，但漢靈帝劉宏仍感到陌生，更畏懼他們背後掌握的權勢，直到生母董太後信任宦官，漢靈帝劉宏對宦官的態度也發生轉變。
黃巾之亂，政權復興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發“黃巾之亂”，通常被稱作“東漢王朝瓦解的誘因”，但事實上“黃巾之亂”也是東漢復興的契機。
東漢後期災禍連年，政府救援不及民眾怨聲載道，張角“太平道”迅速在河北傳播，潛心十余年籌劃武裝起義，因叛徒告密而提前爆發，黃巾軍雖倉促起義，但各州郡亦未做防備，僅月余時間戰火便席卷七州二十八郡。
東漢王朝迅速做出應對，以何進為大將軍鎮守京師，京師穩則天下安，清查黃巾軍在京師奸細；函谷關、孟津等關隘設置都尉駐防，使黃巾軍各部難以匯集，東漢王朝得以逐個擊破；各州郡招募義軍剿滅黃巾軍，諸如孫堅、劉備、關羽等英傑湧現；漢王朝的應對毫無破綻。
五月，皇甫嵩長社火燒黃巾軍斬殺數萬，盧植壓制張角於廣宗縣城，六月，秦頡斬殺起義軍首領張曼成，朱儁攻破宛城平定汝南與潁川，八月張角病逝，皇甫嵩攻破廣宗，張梁戰死黃巾軍損失數萬，十壹月，張寶為部將嚴政刺殺，皇甫嵩俘殺十余萬人。
張氏兄弟引領的“黃巾之亂”，至中平元年十壹月落下帷幕，所謂延續至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黃巾軍余部喪屍攻克郡城能力，遠無法威脅到東漢王朝的穩定。
九個月時間傷亡數百萬，損失財物更加不計其數，從國家與民族角度是損失，但對漢靈帝而言，全面掌控朝政與軍事，贏得地方將領支持，減緩民眾土地壓力，漢靈帝重塑皇權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