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艾黎在“工合”並肩戰鬥
喬治·何克是英國人，1937年，年僅23歲的他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他來到中國，親眼目睹被日本人占領的上海以及戰亂中的悲慘景象，“我不能丟下這些人們”，何克決定在中國實地了解中國人民所面臨的問題。於是他壹面擔任美國合眾國際社自由撰稿的工作，壹面開始學習中文。他來到中國的漢口，當時史沐特萊知道，路易·艾黎正為“工合”事業奔波，需要人手，便推薦了何克。艾黎感覺“他那樣年輕、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國壹片混亂中安下身來，不過在他那歡快的舉止後面，卻也可以感覺到壹種堅韌和剛毅”。幾個月後，何克從北京路過宋家莊患了傷寒，他得到凱瑟琳·霍爾護士的照料，霍爾是新西蘭教會派來的護士，她當時經常將急缺的藥品冒險送到白求恩手裏。
何克病愈後在八路軍待了壹段時間，然後南下到寶雞“工合”辦事處，被任命為視察員並將所見所聞向國外進行報道。中國工業合作會（“工合”）是由埃德加·斯諾和路易·艾黎發起的，得到了宋慶齡的支持，促使國民黨繼續抗戰仍是“工合”的主要任務之壹。安排難民，生產軍需和民用品，籌集資金轉送延安，“工合”有效地支援了中國抗日戰爭。喬治·何克以十二萬分的熱情開始了“工合”的工作。他給母親寫信說“現在是我為中國工作的時候了”！
何克先後擔任“工合”的秘書兼視察員。“哪裏有‘工合’，哪裏就有何克的足跡。到1941年“工合”已發展到3000多個，成為抗日救援的壹支重要力量。
他看到了新中國 在何克決定和艾黎幹“工合”之前，他曾經去過延安，雖然僅有壹周的光景，但對延安精神感受頗深，“在那裏賣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錢，他們叫我朋友。不多久我就升入‘同誌’壹級了。除本部學校外在整個地區還有分校，在分校學習的還有好幾千人，我現在處在紅色中國的心臟裏，它現在紅得不厲害，但無疑是這壹抗日運動在全國最強有力的中心。”在延安他看到各個階級的大批青年從全國各地湧來，“從新加坡、馬尼拉、新西蘭和夏威夷被吸引到這裏是很令人驚訝的”。
何克所到之處，看到人們雖然生活艱難，缺衣少食，但無壹不投入抗戰，這種精神使他肅然起敬，他對***產黨開始欽佩起來。之後何克見到了紅軍聶榮臻，聶將軍要何克參觀整個地區，給他派了壹個陪伴，四名警衛員……在另壹個村莊，八路軍總司令朱德這位赫赫有名的的人物友好地接待了他。1945年他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國》壹書在美國和英國出版了。
在此期間，他還陸續向國外發表了許多抗日見聞以支持中國抗日戰爭。
在創辦培黎學校初期，何克作為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軍的思想作風來管理學校，教育學生。他還經常教學生唱抗日革命歌曲，由於他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使學校迅速發展起來。
由三種國籍組成的家庭
在水深火熱的抗日戰爭年代，何克深入百姓的疾苦當中，和中國人民結下了永久的親情。何克在山西太行八路軍根據地采訪時，認識了壹位姓聶的***產黨員，遼寧人，有四個兒子。由於孩子的母親病重，無奈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兒院，何克和艾黎不僅親自把她送往醫院迸行救治，還把孩子們從孤兒院帶回家。何克給孩子們洗澡，買了新衣服給孩子們換上。不久孩子的母親病逝，艾黎帶著孩子回到雙石鋪，長期和何克住在壹起。那時聶家四兄弟的年齡是3至12歲，就這樣三種不同國籍的人在中國那戰火紛飛的年代裏組成了壹個特殊的大家庭。解放後，老大聶廣淳寫了壹本回憶錄《我們四兄弟的兩位異國父親》，記錄了那刻骨銘心的博大的父愛。
由於“工合”與國民黨之間的關系已經惡化，於是，雙石鋪培黎學校決定遷移山丹，60個孩子幾乎全靠吃饅頭、小米粥和土豆，這個地方不種菜，但他們自己種了些菜，足以過冬了。何克認為在這個提倡“手腦並用”、重視理論聯系實際的時代，學生的勞動觀點和文化理論學習同等重要。學校不久有了毛紡廠、棉織廠、機械廠、電器組、汽車運輸組、陶瓷組、化工組、造紙組、印刷組、玻璃組、采煤組、實驗農場。何克給母親信中說：“把自己的壹生能和這些孩子聯系在壹起是很有意義的事。”
艾黎與何克陵園
1945年7月22日喬治·何克由於在建設校園中不幸患破傷風去世，享年30歲。他臨終前要艾黎拿筆和紙來，寫下了“把我的壹切獻給培黎學校”壹行字。孩子們把書寫有他們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喬治·何克的這“大家子人”圍著墳墓唱起了校歌，行三鞠躬禮與他告別。艾黎和同學把何克埋在了南門外的壹小塊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聽到他們的歡聲笑語。他們把這壹天定為了壹個節日，每到祭日，學生們便帶著好吃的飯菜坐在何克的墓前給他唱歌。這樣的紀念日活動壹直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