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學落後於物理學和天文學有許多理由。首先，這個領域很復雜，相比於物理科學，博物學家需要在更多的領域打好根基和掌握專門技術。為了認識生物，他們需要化學和儀器作為幫手，但這些尚未得到開發。他們需要分類系統。他們還需要詳細考察形態學、比較解剖學和生理學的方法。再有，在考慮到博物學時，人們發現，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更為困難。直到17世紀末，生物科學家才開始意識到，探討翅膀如何工作或研究植物的莖，都有其內在的價值。只有到這個時候，他們才開始把這些追求看成有其本身價值，它不在於為人類某些實際目的服務，而在於為了知曉自然的機制。幾個世紀以來，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研究，包括對人類和動物研究，都是醫學的仆人，它的價值只在於滿足醫學需要。關於植物栽培及其植物學知識，僅當它用於食物或草藥時，才被認為是有用的。生物學的這些偏見實在難以擺脫。
格魯及其他人用現在大家熟悉的比喻，把宇宙的機械論觀點與宗教調和在壹起，這就是說，鐘表由偉大的鐘表大師設計制作並投入運轉。而上帝就像那位鐘表大師，創造了所有的部件，並使之運轉。格魯寫道：“自然就是壹部大機器，由上帝之手創造和控制。”
這壹觀點與人類中心主義觀點不謀而合，所以，打算建立壹種內在有效的科學研究方法的格魯，甚至相信植物都是有“美德”（Virtue）的。哥白尼也許證明過宇宙並不圍繞地球旋轉，但是在博物學家眼裏，人類仍然處於自然的中心位置，動物學家研究動物解剖學就是以人體作為參考。英國皇家學會試圖鼓勵在農業中運用科學方法，這是壹個積極的步驟，但談不上激進，肯定不能和科學革命相提並論。所以，這樣的指導對生物學家擺脫舊觀念無濟於事，而與此同時，他們在物理科學領域的對手卻由於依賴觀察和實驗已經取得了成功。
格魯承認博物學家需要更激進些。在1672年出版的《植物哲學史》（PhilosophicalHistory of Plants）壹書中，格魯提出了壹個植物生命的研究綱要，試圖為真正理解植物的生命史而創造條件：
“首先，植物，或者它的任壹部分，生長靠的是什麽手段，種子又是如何長出根和莖。……植物所需的養料又是怎樣及時地在不同部分制備的。……它們不僅在大小，而且在形狀上，怎麽會有如此之顯著的差異。……然後詢問，它們為什麽會有各種不同的運動；為什麽根向下生長，且這種生長有時垂直，有時更呈水平向：為什麽莖總是向上生長，且這種生長在不同的季節會有不同的長勢……再有，什麽決定了它們的生長季節；什麽決定了它們的生活周期；為什麽有些是壹年生，有的是二年生，有的是多年生……最後，種子又是如何儲備形成和適於傳播的。”
在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時，格魯對植物解剖學的研究使他成為最早認識到花是植物生殖器官的人之壹。他還認識到花朵是雌雄同體的，也就是說，在壹朵花中同時含有兩種性器官。格魯認識到了雌蕊和雄蕊在生殖過程中的作用，他還證實了雄蕊產生的花粉粒，其作用相當於動物中的精子細胞。
不同於他的同事，格魯突破了傳統的研究方法，運用化學中常用的實驗方法，觀察這些技術（如燃燒、焙燒和蒸餾）產生的效果。遺憾的是，由於受時代限制，他只能使用欠完善的實驗室工具，從原始粗糙的技術裝備到低劣的顯微鏡透鏡，於是，他的許多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只好擱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