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貨幣極大地方便了交換。然而，貨幣之所以有這種功能，是“由於每個人都認可貨幣作為壹種交換媒介”。這壹點非常重要，因為並不是人們天然就認可某壹種貨幣，例如美元、日元、歐元，或者人民幣、盧布、泰銖，或者金幣、銀幣、貝殼，或者五銖錢、刀幣、宋通元寶，作為交換媒介的。普通人往往是在反復交換中認可壹種貨幣的價值的，對於他們來說，貨幣的幣值是很神秘的，幣值的變動就像天氣的變化壹樣，是上天的意誌。對於經濟學家來說，幣值的變動取決於貨幣發行總量和商品總量的比例，也取決於用作儲藏和用作直接流通的比例。對於貨幣發行當局來說，貨幣幣值的穩定關系到貨幣當局的信用，即關系到人們對貨幣的認可程度，但是當失信的效用大於守信的效用時，貨幣當局就可能用濫發貨幣的方式將社會財富都聚斂到貨幣當局來。對於希望打開國外市場、守住國內市場的企業來說，貨幣適度貶值可以促進出口、抑制進口。對於貨幣投機商（外匯炒作者）來說，無論壹國貨幣是貶是升，都有可能是賺錢的機會，也有可能成為賠錢的陷阱，關鍵在於怎樣聯手擡高壹國的幣值，然後悄悄出手（或者相反）。實際上，壹種貨幣的幣值體現了上述各種力量的互動，特別是體現了貨幣當局（在現代社會各國，貨幣當局實際上是政府）的權威、力量和信用。在現代社會，政府的權威、力量和信用取決於各種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的合作與鬥爭，因此，貨幣的幣值也就更廣泛地體現了全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矛盾及其相互關系。又由於國際間貿易和投資的廣泛存在，壹國貨幣幣值的變化又進壹步綜合地體現著國際、國內各種矛盾的運動。例如，當我們研究美元幣值變動的原因時，兩百多年來的世界史和當代的全部矛盾就會壹層層地被展開（全部經濟和貨幣史都說明了這壹點，經歷過幣值變動的人更會有切身體驗。《美元與日元——化解美日兩國的經濟沖突》可幫助人們深入理解幣值變動的復雜性。該書由美國羅納德·I·麥金農教授和日本大野健壹教授合著，王信、曹莉譯，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亦可參閱拙文《鄧老太、新經濟與金融泡沫》）。
這意味著，從本質上說，貨幣實際上是人與人在相互合作與沖突形成的思想、力量與利益格局的數字化表達。如果人人都是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則思想格局、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將基本壹致，都呈現為金字塔式，其基本邏輯是弱肉強食。八十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在加速這三者的合壹。如果並非人人都自私，則思想格局和力量格局可能仍然呈金字塔結構，而利益格局卻會扁平化，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如此。如果人人都不自私，則利益格局可能最大限度地扁平化，力量格局次之，而思想格局卻仍然可能保持相當程度的金字塔式結構，理想社會可能如此。
我們先暫時把後兩者撇在壹邊，單討論第壹種情形中的貨幣本質，因為這最接近現實社會。在這種情形中，貨幣首先是利益格局的數字化表達。每個人擁有貨幣的多少，這直接是壹個利益格局。房子、土地或古董字畫壹類的東西，過去稱作不動產，變現難度較大，現在由於市場高度發達，也可以直接變現（或抵押）為貨幣。這樣，貨幣格局就大體上等同於利益格局。由於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市場繁榮或蕭條，企業興旺或倒閉，個人就業或失業，繼承遺產或被盜，買賣股票、期貨輸贏，精細到個人的利益格局隨時都在變化。與此相比，個人的出身、地位、能力、學識、專業素質、社會關系網的變化就緩慢得多，由個人間互動所形成的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就更加緩慢。這些，我們可以籠而統之地稱為力量格局。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間存在著相互影響，但力量格局更為根本。在微軟公司被分解壹案中我們可以看到，蓋茨實際上是暴發戶。雖然他原來也出身富貴家庭，但蓋茨家族及其原有交往圈子的社會影響力遠遠不足以支撐蓋茨成為世界首富。其次，在通用、波音、美鋼聯、花旗、柯達、美孚、惠普、IBM等老牌公司帝國面前，微軟的成長速度完全可以用暴發來稱呼。微軟還來不及用其龐大的貨幣資源在華盛頓和學術界構築為其利益服務的政治保護體系。因此，微軟才成為反壟斷法的實施對象。暴發戶的典型特征就是在利益格局中迅速上升，而在力量格局中則沒有相應的上升。如果暴發戶不將部分利益分給力量格局中的有力者，則其利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印尼華人在印尼的經濟地位比較高，但政治上卻受歧視，當社會出現動蕩時，華人就成為社會主導力量的替罪羊和犧牲品，其財富受洗劫不說，連身家性命都難保。普通老百姓其實很懂得這壹點，在娶媳婦或者嫁女兒的時候，人們常常更看重壹個人的社會身份和地位而不是現金。因為他們在生活中已經反復體驗到，光有錢沒有權是不行的。最初那些靠養雞、養鴨或賣羊肉串、茶葉蛋致富的小民們，常常發現周圍各色人等都在打他們的主意，如果不進貢，不但他們的生意可能被毀，甚至可能會發生各種意外。實際上，“破財免災”壹語典型地表達了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之間的關系。
相反，如果某人在力量格局中地位上升，他的利益地位常常能得到相應的穩定上升，表現為貨幣收入的穩定增長。人們所習熟的“升官發財”，其實就表達了這壹邏輯。從社會學意義上，如果某壹集團在力量格局中的力量上升，則該集團的利益也會得到相應上升。比如，美國三十年代大蕭條期間，強大的工人運動迫使羅斯福當局同意工人的組織權和罷工權合法化。此後，工人的討價還價能力明顯增強，整個集團的生存狀況和貨幣收入得到改善。當然，工人地位的進壹步改善遇到了資方的強烈抵制。在五、六十年代，壹方面是工人名義工資的上漲，另壹方面則是資方提高物價，形成所謂因工資剛性而導致的螺旋式通貨膨脹。在螺旋式通貨膨脹中，表面上全社會每個人的貨幣收入都增加了，實際上比價歸復，工人和資方的利益格局保持不變。其背後的原因恰恰是工人和資方的力量鬥爭處於膠著、相持的相對平衡態。打破這壹相對平衡的是允許資方自由投資境外。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美國（日本、歐洲各國也同樣）各大公司紛紛關閉本國工廠，將制造業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利用第三世界工人的低工資來提高利潤。對於底特律的工人來說，這意味著長期被國境線攔在工廠外的第三世界的工人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罷工、談判的結果將是老板搬走工廠，帶走工作崗位。因此，從七十年代開始，美國工人的實際收入每況愈下，社會福利不斷被削減。
有時候，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會出現重大背離。例如，在俄羅斯實施休克療法之初，俄羅斯政治精英獲得了文化、經濟、政治、軍事的絕對主導權，但社會的利益格局還承襲著比較扁平的社會主義遺產。休克療法實施後，通貨膨脹高達幾十倍，普通俄羅斯人立刻壹貧如洗，而俄羅斯的政治精英們則將龐大的國家資產據為己有，形成七大財團，重新實現了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壹致。又如，在1948-1949年的中國，蔣介石集團仍然掌握著國統區的絕對統治權，但收稅、國債等已常規籌資渠道已不足以支撐大規模的戰爭，即該集團在利益格局上已經陷入塔底。但是不要緊，可以靠濫發貨幣來聚斂點點滴滴的民間財富資源，使力量格局與利益格局壹致起來。對於力量格局決定利益格局的奧秘，蔣介石和上海的投機商們早就心照不宣。蔣介石每年發行高額利息的國債，靠欠新債還舊債來支撐財政，政府債務越來越沈重。照常理說，債臺高築者不太可能繼續借到新債的。但是，不然，由於蔣氏集團據力量格局的核心地位，實在不行甚至可以沒收大批民間資產，或者搞惡性通貨膨脹，故不用擔心它還不了債。在惡性通貨膨脹情況下，利益格局幾乎完全按照力量格局來調整。比如，任職於軍隊、警察、法院、媒體等社會政治的力量核心的人可以優先得到與通貨膨脹速度相近的薪水增長，而其他人則依據其在社會力量結構中的地位強弱，分別得到相應的貨幣收入。當然，物極必反。當現有力量結構中的強者過分剝奪弱者時，力量結構就可能重新組織，以實現強弱間的相對平衡。這就是各種形式的政變、造反、革命。所謂社會動蕩，其實就是力量結構的根本動蕩。每壹次力量結構大動蕩的結束，往往是貨幣的徹底更換，或者幣值的重新確定。新的穩定的幣值事實上意味著新的力量結構的確立。換句話說，現代社會的貨幣及其幣值的變動，體現著政權的更替及強弱變化。
這壹特點其實也適應於私有銀行或錢莊可以各自發行貨幣的時代。當壹家私有銀行實力雄厚，經營良好時，其貨幣幣值就比較穩定，發行範圍就比較廣，就有很多人會以此貨幣作儲藏。這樣，該銀行就可能吸納大量社會資金，廣泛地放貸，收取存貸差。但是，隨之而來的往往是銀行的官僚化，經營成本上升，銀行各級職員利用職權謀取自己的利益，造成貸款質量下降，壞賬率上升，銀行漸漸資不抵債。也就是說，銀行所有權和經營權之間將出現廣泛沖突，這壹沖突將使銀行內部形成金字塔式的力量結構，這壹結構有可能吸幹存貸差。面臨這種情況時，銀行主不太可能調整內部力量結構，唯壹可能采取的對策是將矛盾轉嫁到客戶身上，以更高的利率吸收存款，然後宣布銀行破產，所發行的貨幣大幅度貶值。
正是為了避免私人銀行進行信用欺詐，造成社會局部範圍的動蕩，這才有各國中央銀行的成立。然而，這實際上只是把信用欺詐權從私人銀行轉移到中央銀行而已。今天美國發行的貨幣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和各國外匯儲備的主要構成。這意味著，美聯儲在壹定程度上成了世界中央銀行，擁有了對全世界的信用欺詐權。正是憑借這壹優勢，美國可以實行大規模長時間的赤字財政，可以用赤字來擴張軍備，可以高息吸引各國所儲備的美元外匯回流到美國國債市場。雖然其最終結果必然是美元狂跌，但世界各國的資源卻在這壹時期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
美元狂跌必將造成世界範圍內的力量結構和利益結構的巨大動蕩，貨幣的本質由此也將更加為人們所認識。只有從這個角度看，美元暴跌才有其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