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呂不韋列傳》開篇就說：“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壹目了然——呂不韋是很有錢的大商人，那種“販賤賣貴”的純牌“倒兒爺”。
當“倒兒爺”能當到“富可敵國”，略懂商業就知道，那決不是靠細水長流的小打小鬧、薄利多銷就能做到的。特別是在跟現在相比根本談不上“通訊”、物流也差到天壤之別的兩千多年前，想在中年就靠著“往來販賤賣貴”致“家累千金”，得“放大招兒”才行。
“大招兒”主要有三：
壹是，多做單筆大宗交易，就是“把把玩大的”。
二是，多做高貨值交易，就是“把把玩貴的”。
三是，違法或鉆法律空子，即所謂“富貴險中求”。
這三個“大招兒”，肯定不是人人玩得了，想要玩成、玩好，須得至少具備四個條件：有壹定規模的本錢（家底）、有過人的膽識和能力（拆借資金的勇氣和識別並抓住商業機會的決策力與執行力）、善於溝通（能發現並“擺平”供求兩頭及疏通營銷各環節）、識人馭人（能“識別”人性並“搞定”能保護甚至支持違法情節的“重要幹系人”甚至其群體）。
這些條件，有些是“天然”的，比如家底、關於膽識和能力的“天分”；但更多還應該是逐步具備的。過程中，他勢必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閱人無數。
如果他起家時有家底，他的“原生家庭”，就可能很富裕，至少也會很殷實。富裕殷實之家的孩子，很可能得到過壹些平常人得不到的教育，打了個好底子。
好底子，再加後來的見多識廣、閱人無數，產生些壹般商人沒有、有也不明顯的“有深度的思考”，就不難想象了。
“有深度的思考”配以“長袖善舞”的財務狀況，可以說就具備了編纂巨著的動因和基本條件；再往“高級”去，還可以說是為“政治投機”奠定了基礎。
基本就這麽個意思。筆者認為，相比稱得上是“人文成就”的《呂氏春秋》，“奇貨可居”指向的“竊國”級別的政治投機，更是呂不韋的“大成就”。
當然，前提是，這場政治投機，他真的是贏家。
不管是否真的“贏”了，反正，他自己應該還是覺得贏了。
同時，他也肯定明白，這個“贏”，不光彩。至少不能當“沒毛病”的成就張揚開來。
但《呂氏春秋》能！不僅能張揚、大肆張揚，還能“沒毛病”——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壹字者予千金。（摘自《史記·呂不韋列傳》）
之所以敢“千金求壹字”，是因為強大自信。
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為——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摘自《史記·呂不韋列傳》）。
簡單說，就是“具備充分條件”。
而之所以能具備充分的條件，那就是政治投機“贏”的結果——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摘自《史記·呂不韋列傳》）
這麽壹看，覺沒覺出點兒“自我實現”的意思？
筆者認為，《呂氏春秋》，從其產生的根由上講，更是，甚至“就是”，呂不韋的“自我實現”欲求。如是，則或許，這部鴻篇巨著中，多多少少透出了商人式的誌得意滿，而還讓後人甚至當世的人們，品咂了出來。別的不說，就那個“壹字千金”，便透著“貨殖”之風。
別說那時候，就是今天，不管是拿錢砸還是吃名氣或者什麽別的道道整出來的“大IP”們，公眾也還未必都買賬，比如讓本山大叔說“丟不丟人”的《月子》，再怎麽炒，在虛擬的喜劇情境下，也都是只能糊廁所墻的廢紙。
呂不韋把《呂氏春秋》刻得老大、糊在鹹陽城門上、懸賞千金征詢修改，到底也沒把千金散出去，未必真就沒壹個字可改，說不定是過往識字的人都不屑於掙他那千金呢。他要不懸賞千金，把“賞格”變成“我親自迎接到府上，禮敬如師”，倒許能有不少人願意認真點兒，雞蛋裏挑挑骨頭。
由此不難想象，費老勁整出來的《呂氏春秋》，在後世以至今天，都沒贏得呂不韋所期待的高地位，也就存在“合理性”了。
但無論如何，那都是他的“自我實現”。
相比“政治投機”其實顯得“低級”些的《呂氏春秋》，能承載“自我實現”，而“高級”的政治投機及其結果，卻只能為“低級”產物做鋪墊、條件。
因為，上面提到了——“高級”的，不能張揚；“低級”的卻可以。
當然，憑心而論，《呂氏春秋》，還是很有水平和見地的。但更加確然的，還是呂不韋作為“商人”的“超越本分”的自我實現。
（二）政治投機的動因商人，作為對壹類人群的概念性稱謂，最早也是近古以來的事了。在呂不韋的時代，對商業活動和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比較官方的稱謂是“貨殖”。世俗些，有“東商西賈”或“中商西賈”的說法。從史記來看，呂不韋是被稱為了“賈”而不是“商”。
商，在我們國家的文字歷史上，首先是“國家名”，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朝代名”，即商代、商朝。在商朝，“貨殖”也就是商業，很發達，至少壹度很發達。
眾所周知，商代被周朝滅亡、取代。周朝崇尚農耕，並且對緊前的商朝，懷著挺深刻的怨恨（也可以說“恐懼”），基本“打倒”了商的壹切，包括發達的“貨殖”。
周王朝統治者認為，商朝發達的“貨殖”，於國家發展並無大的裨益，“貨殖”的行為，既是對勞作（主要指耕作）者的盤剝，也是滋生貪婪、縱欲等“失德”性狀的溫床。因此，在周朝“重農抑商”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下（這樣的主流意識形態壹直綿延到數千年後的“改開”緊前），人們會盡量避免從事商業活動。
可實際上，這個行當，又不可或缺。於是，商代“遺民”就在周王朝最開始的時候，承擔了這個因為“失德”而“低賤”的行當。由此，周朝早期，就世俗地稱“貨殖”之人為“商人”，意思是“已經覆滅的商國的人”。
這樣的大環境之下，“商人”、“商”，不說是罵人話吧，也委實不算什麽好的意思。
隨著社會發展，“商業”（貨殖），作為壹個行當，從業者漸漸從“商之遺民”，向更廣泛人群擴展；同步地，“商之遺民”們，也完全融入了周朝的社會。再後來，隨著向“西域”的政治開拓，西域的“貨殖”，開始進入“中國”做買賣，當然，是帶著本錢來的；由是，“西”、“貝”二字組成的“賈”，就被用作指代了他們，以區別於“本土”的“商人”。所謂“東商西賈”或“中商西賈”，也就成了世俗化的標誌性***識。
再往後，“商”與“賈”逐漸交融——中土的商人，也有去西域做買賣的；西域的商人，也有留在中土紮根的；南來北往之間，這個很必要、很富足，卻社會地位低下的行當，交匯、融合成“階層”，也逐漸就被人們合稱為了“商賈”。
到這個階段，漫長的周王朝還沒結束。商賈，作為壹個社會階層，卻已然很難事實區別誰是西域來的，誰是“中土”的“原生”。甚至，以“商賈”稱謂他們的大多數普通人，也已然忘記了“商人”、“商”的本意裏所包含的帶敵意的蔑視意味。但如果是“正式”地去稱謂，比如在史籍上“定義”，還是要講究壹下——含著哪怕壹點點“敬意”，稱“賈”，比如對呂不韋；站在貶斥立場上，則會稱“商”。
但無論“賈”還是“商”，怎麽叫，他們也都是“幹那個的”——貨殖。也還是在周王朝確立的意識形態之下“失德”、“低賤”的人群。所以，稱呂不韋“布衣大賈”——您就是再大的“賈”，也還是“布衣”。
布衣，區別於“錦衣”，不光指衣服的材質本身，也涉及材質的修飾和服裝的樣式，更是社會身份的標記。
周朝確立的“宗法制”，定義了四個等級的貴族，即：天子、諸侯、大夫、士。這四個等級之外，都不屬於貴族，理論上，都是“布衣”。
這樣，就從社會地位的層面，建立起了壹個金字塔式的“單向結構”。
所謂“單向”，是說只能“下行”、不能“上行”——天子家“大宗”（嫡長子），繼承天子位，小宗，則降級為“諸侯”，以此類推。到最低等級貴族“士”這壹層，“士”家的“小宗”，沒有繼承權，就被“踢出”貴族階層了。這個鏈條是不能反過來的。即：處於“布衣”地位的人們，是沒有可能變身貴族的。哪怕像呂不韋那樣富有，也不可能。甚至，作為“布衣”當中的“底層”，大賈呂不韋，想要“攀附”哪怕是最低層的貴族，理論上，都會很難。
當然，“有錢好辦事兒”這話，千古好使。特別是當貴族滿地、封邑不足、後世無能這些現象形成壹定普遍性而人文思想又格外活躍、諸侯國日益做大集權且相互角力的“大爭之世”，錢能辦的事兒，就多了起來，大了起來。比如：用財富周濟落魄、失勢貴族，與之“有交”，甚至成為其“賓客”（門客）。
這在再早些時，基本不可能。就連“開明”的“戰國四君子”（齊國孟嘗君田文、趙國平原君趙勝、楚國春申君黃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都寧可結交“雞鳴狗盜”之徒，也不齒與“貨殖”來往。甚至，他們都會接納“貨殖”的“贊助”，然後客客氣氣把人“請走”。
很尷尬是不是？
也許，就是因為這份尷尬，帶著對那些貴族門閥“餵不熟的狗”的腹誹，精明、有膽識、有見識、有見地、能識人、很有錢的呂不韋，才不會隨隨便便拿錢去打水漂、買顏面，而是更把眼光，放在“潛在價值”上，“買期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