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
在德川日本,全體居民都被嚴格的等級制度分為四個階層：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德川時期之前，這些階層之間曾經有過壹些流動，但是，德川將軍為了維護他們的勢力和特權，限制了這些流動。特別是，他們試圖保護武士階層，使得農民階層不可能成為武士。1586年，豐臣秀吉頒布法令，農民必須在他們的土地上耕作。1587年，他頒布只有武士才可以佩帶長劍，之後，這壹條成了武士階層的定義。如同經濟狀況的變化那樣，在維護不同階層的嚴格界限上，將軍也不是那麽成功。
武士
武士就是戰士階層。最頂端的就是將軍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控制著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們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為他們服務。其中壹些是指導教師，壹些守衛他的城堡，還有壹些組成了他的私人軍隊。另外，在江戶那種大城市裏，武士有各種各樣的功能——幕府中的官員，或者警官。最後，還有浪人，就是沒有主人的武士。他們不用報答主人，同樣也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浪人可能會定居在特殊的地方，教授技能或進行其他的工作。不過許多浪人會在鄉下流浪並尋找有酬勞的工作。壹些人也會像雇傭兵壹樣受雇於出價最高的大名。德川時期日本壹***有3000萬人，其中大約200萬是武士。
農民
大米是粘合社會各階層的膠水，理所當然是由農民生產的。大米的量度標準是石。壹石能供壹個人吃壹年。在這個時期，日本大米年產量估計是2500萬石。將軍負責分配整個國家的收成。他自己拿了20%，另外把絕大多數都分給了地主和大名。據Charles J. Dunn所說，最強大的大名——日本北部的加賀能收到130萬石。在德川日本，超過270個大名能收到至少壹萬石。那為農民留下了什麽？這取決於天氣。通常，農民上繳壹半以上的大米收成。年成不好的時候，將軍和大名並沒有減少他們的需求，因此農民被迫要用更少的糧食生活。在這個時期，農村的饑荒並不罕見。這樣，雖然農民在社會中是握有特權的——地位僅在武士之下，但他們的生活通常十分艱難。種大米需要大量艱苦的體力勞動，而且到了今天，許多工作都要手工操作。在艱難的時候，農民會無視將軍的禁令搬遷到城市裏從事貿易。當他們父親的土地被長子繼承的時候，很多年輕的兒子也會去經商。
手工業者
很難把手工業者和商人明確的分開，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活動經常重疊。比如壹個制衣匠可能會賣掉他的產品，他的事業也可以在其他的方向上發展，比如借貸。在德川社會，武士對某些技術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造劍，受到了很高的重視，所以，造劍者有很高的地位。在德川日本，常見的技術包括木工、石工、釀造和塗漆。
商人
商人，特別是在城市中的那些，變得很富裕，但是處於社會階層的底部。這是由於儒家的觀點：商人不像農民和手工業者那樣生產任何東西。相反，他們賺那些生產勞動力的的錢。但是，因為有錢賺，所以其他階層的，甚至是低級的武士，有時候也願意接受這個較低的地位。此外，如同德川時期發展的那樣，經濟逐漸的從封建向商業轉化，從整體上看，商人可以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在德川日本，貿易通常是壹個緩慢而繁重的事業。雖然道路系統規模巨大，而且受到了很好的維護，但將軍為了軍事防禦，禁止用車輛進行貿易。這樣，大部分通過陸路的商品是放在馬或人的背上。
其他群體
其他幾個群體存在於這個階級體系之外，包括演員，僧侶和屠夫。在某些方面，既然它處於組成日本社會的嚴格的階級體系之外，它的成員就有壹定的自由度。不過，這個體系有充分的生活保障和生計，所以生活在體系之外也有不利之處。屠夫是被驅逐者——強迫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團體中，並要避開日本社會的其他成員。他們的地位如此之低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與死有關：他們處理動物的屍體，鞣獸皮並制革。屠夫面對著大量的宗教中不吉利的東西。日本人受到佛教徒的影響，壹般都是食素者，禁止殺生。在神道教中，與死相接觸需要齋戒。在現代日本，仍然堅持區別屠夫。屠夫家庭的名單在社會中秘密的散播。保守的日本家庭為了防止兒子或女兒與壹個屠夫世家結婚，都會參考這樣的名單。
經濟的發展
江戶時代的經濟制度是壹種封建的小農經濟。16世紀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為農民。基本的生產關系為各藩領主直接控制廣大農民，農民為領主耕種壹塊世襲土地，並交納壹定量的實物地租和貢米。這種被稱為“本百姓”的自耕農，是德川幕府時代幕藩體制的主要經濟基礎。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農民的年貢。因此為保證大米等糧食的供應充足，幕府千方百計提高對土地產量的剝削，不斷地變換租稅收取制度，提高農民上稅的份額，對農民的搜刮幾乎到了使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為防止農民從土地上流失，嚴禁土地的永世買賣。同時為了防止農村生產、生活的商業化，1650（慶安三）年，幕府向全國農民發布《慶安告諭》，禁種經濟作物，提倡節約。並通過改革幣制、強制捐獻、壟斷專賣等形式壓抑商品經濟的發展。
盡管如此，商品經濟還是在農村出現了，農村的生產力程度由於生產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術的提高而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壹部分農民開始有了年貢之外的剩余產品。這為商品經濟在農村的發展與城市的繁榮創造了條件。壹部分富裕起來的富農、地主雇傭貧雇農進行土地的耕種，同時在農村開設手工作坊，進行商品的經營，牟取更大的利益。鄉村商人統包農民的農產品及手工產品，銷往外地。同時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農村，他們向農村收購產品，牟取利潤。封建領主出於生活與財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勵農民進行壹些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業生產日益商品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產生了農業特產區，如棉花生產集中在畿內和東海地區，養蠶集中於關東和東山地區，大豆盛產於本州東北地區。這樣的地區性特色農業為農產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機。米、棉、油等農產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為商品出售。自然經濟逐漸受到沖擊。
農村經濟作物的生產，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從17世紀末開始，農村手工業成為手工業發展的顯著特點。農產品的商品化，使農村卷入商品經濟的漩渦。上交給幕藩的租貢和農民的剩余品都向貨幣趨勢發展。17世紀後半期開始，為解決復雜的財政生活需要，各幕藩開始實行初期專賣制，並開始經營地方性特色手工業。壹部分農民在商業活動中獨立出來，成為新興的階層。經過商人的活動與幕藩的經營，各地手工業也形成了壹定的規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業的主要產地有：京都西陣、九州博多的絲織業，大阪附近的棉織業，越前、美濃的造紙業，灘、池田、伊丹的釀酒業等等。
由於各產業的發達與“參觀交代”制度的影響，交通的建設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戶為中心的呈反射狀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東海道、經信濃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縣）的甲州街道、去往奧州（今東北地區）的奧州街道與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稱為當時的“五街道”。由於運送大米與物質的商船的增加，航運事業也逐漸發達起來。
隨著各產業的發達，城市的發展進壹步繁榮。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毀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壹國壹城”。幕藩的領主將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圍，並召集手工業者、商人也聚集到這裏，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礎上慢慢發展了城市的規模。到17世紀末，全國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戶、大阪、京都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以江戶為例，不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經濟文化的中心。據1693年的調查，江戶各階層的人口總數有100余萬，超過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倫敦。大阪為當時商業的中心，有“天下的廚房”的美譽，江戶時代在這裏形成了全國市場的中心，活躍在城市的町人與進出大阪的商人使大阪成為當時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僅次於江戶。另壹個繁華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紀初城內外人口達到36萬左右。
城市的興盛使商業更加繁榮。為保證商業的利益，批發商門組成同業公會，不斷地積蓄起財富，出現了大阪鴻池、江戶三井等大商人。
資本主義因素與生產關系的變化
德川中期以後商品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全國形成了以大阪、江戶、京都為中心的商品經濟圈。江戶是最大的全國消費市場。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船滿載大米、酒類、鹽、手工制品在江戶港停泊。這些產品除了壹部分為上交給幕府與藩主的租賦外，壹半以上為進入江戶流通市場的商品。以大米為例，送到江戶的商品大米由米批發商賣給銷售商，經“舂米屋”加工後直接送往市場銷售，在嘉永（1848－1853）年間，僅江戶城就有這樣的“舂米屋”2700余間。
在大阪，於1697（元祿十）年，開設了堂島大米市場，1730年，堂島米會所成立，下設“正米商內”與“帳合米商內”。“正米商內”負責米券的發放，“ 帳合米商內”則進行相當於期貨交易的證券買賣活動。每年有100萬石以上來自畿內、九州、四國甚至東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稱為“藏屋敷”的倉庫中，米商用購買的“米切手”（米券）兌換大米運往大阪堂島米市場進行銷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場也在形成。幕府為穩定米價，曾於1754年下令解除對造酒業的限制，兵庫縣灘地方、攝津的伊丹、池田都成為著名的酒產地，興盛的酒制造業還吸引周邊百姓參加勞動。另外，鹽的產地主要是瀨戶內海沿岸諸國。17世紀，這裏出產的鹽占全國鹽市場的九成以上。
由於城鄉分工擴大，商品生產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強。例如秋田的棉紡織業，其原料就來自藩外的大阪。這種生產方式打破了藩與藩的界限，使商品生產的市場日益擴大。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把農民卷入了商品生產的環流。農村不僅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時也成為簡單加工業的工廠。商人會向農民統購壹定的手工產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費；地主富農開設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等等，都是這壹變化的體現。
這樣，全國各地各地都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逐漸出現。
19世紀初，出現了由許多工人分工制造同壹產品的手工業工場。在農村，地主富農開設釀酒、醬油等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工具如棉紗、織機等，組織勞動力生產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場的數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江戶時代上層社會穿著的華貴衣物和市民們消費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陣的手工業工場。工場除了平織機之外，還擁有可以織出復雜花紋的“高織機”。西陣的絲織工場在18世紀達到極大的規模。1730年6月京都西陣織造工場遭受大火，損失織機3012臺，而這個數字只是全部織機的壹半，恢復後的工場，織機數量仍然達到2500余臺，可見當時西陣織造工場實力之強。除了釀酒、絲織，其他行業也相繼出現了手工工場。
商品經濟沖擊著封建領主經濟結構，促進了生產關系和農村的階級變化。首先，出現了壹大批豪商，他們利用商品經營中獲取的利潤，投資於土地墾殖和河川治理，成為擁有商品、錢莊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們把資本轉化為土地，再通過租佃關系剝削農民，轉過來又用地租投入商業活動；其次，農民中也發生了分化，大批小農失去土地，淪為租佃農。小農的破產，從根本上動搖了幕藩體制。正是這種生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推動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動。
海外貿易發展
德川家康時，積極與越南、呂宋等地進行貿易，與中國和葡萄牙商人競爭，他確立持有朱印狀者才能準予貿易的朱印船制度，據說豐臣秀吉時代就有朱印狀，德川時代加以延續，狀上會附上詳細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準的準確日期，右上角則蓋有將軍的紅色官印。日本西南的外樣大名與有勢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鎖國之前，航行著朱印船往來東南亞、臺灣、馬尼拉之間。江戶幕府鎖國政策確立以後，限制朱印船海外貿易，1635年在尋求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停止朱印船航行，並廢止朱印狀制度。
社會結構
在德川日本,全體居民都被嚴格的等級制度分為四個階層：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德川時期之前，這些階層之間曾經有過壹些流動，但是，德川將軍為了維護他們的勢力和特權，限制了這些流動。特別是，他們試圖保護武士階層，使得農民階層不可能成為武士。1586年，豐臣秀吉頒布法令，農民必須在他們的土地上耕作。1587年，他頒布只有武士才可以佩帶長劍，之後，這壹條成了武士階層的定義。如同經濟狀況的變化那樣，在維護不同階層的嚴格界限上，將軍也不是那麽成功。
武士
武士就是戰士階層。最頂端的就是將軍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控制著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們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為他們服務。其中壹些是指導教師，壹些守衛他的城堡，還有壹些組成了他的私人軍隊。另外，在江戶那種大城市裏，武士有各種各樣的功能——幕府中的官員，或者警官。最後，還有浪人，就是沒有主人的武士。他們不用報答主人，同樣也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浪人可能會定居在特殊的地方，教授技能或進行其他的工作。不過許多浪人會在鄉下流浪並尋找有酬勞的工作。壹些人也會像雇傭兵壹樣受雇於出價最高的大名。德川時期日本壹***有3000萬人，其中大約200萬是武士。
農民
大米是粘合社會各階層的膠水，理所當然是由農民生產的。大米的量度標準是石。壹石能供壹個人吃壹年。在這個時期，日本大米年產量估計是2500萬石。將軍負責分配整個國家的收成。他自己拿了20%，另外把絕大多數都分給了地主和大名。據Charles J. Dunn所說，最強大的大名——日本北部的加賀能收到130萬石。在德川日本，超過270個大名能收到至少壹萬石。那為農民留下了什麽？這取決於天氣。通常，農民上繳壹半以上的大米收成。年成不好的時候，將軍和大名並沒有減少他們的需求，因此農民被迫要用更少的糧食生活。在這個時期，農村的饑荒並不罕見。這樣，雖然農民在社會中是握有特權的——地位僅在武士之下，但他們的生活通常十分艱難。種大米需要大量艱苦的體力勞動，而且到了今天，許多工作都要手工操作。在艱難的時候，農民會無視將軍的禁令搬遷到城市裏從事貿易。當他們父親的土地被長子繼承的時候，很多年輕的兒子也會去經商。
手工業者
很難把手工業者和商人明確的分開，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活動經常重疊。比如壹個制衣匠可能會賣掉他的產品，他的事業也可以在其他的方向上發展，比如借貸。在德川社會，武士對某些技術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造劍，受到了很高的重視，所以，造劍者有很高的地位。在德川日本，常見的技術包括木工、石工、釀造和塗漆。
商人
商人，特別是在城市中的那些，變得很富裕，但是處於社會階層的底部。這是由於儒家的觀點：商人不像農民和手工業者那樣生產任何東西。相反，他們賺那些生產勞動力的的錢。但是，因為有錢賺，所以其他階層的，甚至是低級的武士，有時候也願意接受這個較低的地位。此外，如同德川時期發展的那樣，經濟逐漸的從封建向商業轉化，從整體上看，商人可以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在德川日本，貿易通常是壹個緩慢而繁重的事業。雖然道路系統規模巨大，而且受到了很好的維護，但將軍為了軍事防禦，禁止用車輛進行貿易。這樣，大部分通過陸路的商品是放在馬或人的背上。
其他群體
其他幾個群體存在於這個階級體系之外，包括演員，僧侶和屠夫。在某些方面，既然它處於組成日本社會的嚴格的階級體系之外，它的成員就有壹定的自由度。不過，這個體系有充分的生活保障和生計，所以生活在體系之外也有不利之處。屠夫是被驅逐者——強迫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團體中，並要避開日本社會的其他成員。他們的地位如此之低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與死有關：他們處理動物的屍體，鞣獸皮並制革。屠夫面對著大量的宗教中不吉利的東西。日本人受到佛教徒的影響，壹般都是食素者，禁止殺生。在神道教中，與死相接觸需要齋戒。在現代日本，仍然堅持區別屠夫。屠夫家庭的名單在社會中秘密的散播。保守的日本家庭為了防止兒子或女兒與壹個屠夫世家結婚，都會參考這樣的名單。
[編輯本段]經濟的發展
江戶時代的經濟制度是壹種封建的小農經濟。16世紀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為農民。基本的生產關系為各藩領主直接控制廣大農民，農民為領主耕種壹塊世襲土地，並交納壹定量的實物地租和貢米。這種被稱為“本百姓”的自耕農，是德川幕府時代幕藩體制的主要經濟基礎。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農民的年貢。因此為保證大米等糧食的供應充足，幕府千方百計提高對土地產量的剝削，不斷地變換租稅收取制度，提高農民上稅的份額，對農民的搜刮幾乎到了使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為防止農民從土地上流失，嚴禁土地的永世買賣。同時為了防止農村生產、生活的商業化，1650（慶安三）年，幕府向全國農民發布《慶安告諭》，禁種經濟作物，提倡節約。並通過改革幣制、強制捐獻、壟斷專賣等形式壓抑商品經濟的發展。
盡管如此，商品經濟還是在農村出現了，農村的生產力程度由於生產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術的提高而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壹部分農民開始有了年貢之外的剩余產品。這為商品經濟在農村的發展與城市的繁榮創造了條件。壹部分富裕起來的富農、地主雇傭貧雇農進行土地的耕種，同時在農村開設手工作坊，進行商品的經營，牟取更大的利益。鄉村商人統包農民的農產品及手工產品，銷往外地。同時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農村，他們向農村收購產品，牟取利潤。封建領主出於生活與財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勵農民進行壹些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業生產日益商品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產生了農業特產區，如棉花生產集中在畿內和東海地區，養蠶集中於關東和東山地區，大豆盛產於本州東北地區。這樣的地區性特色農業為農產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機。米、棉、油等農產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為商品出售。自然經濟逐漸受到沖擊。
農村經濟作物的生產，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從17世紀末開始，農村手工業成為手工業發展的顯著特點。農產品的商品化，使農村卷入商品經濟的漩渦。上交給幕藩的租貢和農民的剩余品都向貨幣趨勢發展。17世紀後半期開始，為解決復雜的財政生活需要，各幕藩開始實行初期專賣制，並開始經營地方性特色手工業。壹部分農民在商業活動中獨立出來，成為新興的階層。經過商人的活動與幕藩的經營，各地手工業也形成了壹定的規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業的主要產地有：京都西陣、九州博多的絲織業，大阪附近的棉織業，越前、美濃的造紙業，灘、池田、伊丹的釀酒業等等。
由於各產業的發達與“參觀交代”制度的影響，交通的建設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戶為中心的呈反射狀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東海道、經信濃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縣）的甲州街道、去往奧州（今東北地區）的奧州街道與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稱為當時的“五街道”。由於運送大米與物質的商船的增加，航運事業也逐漸發達起來。
隨著各產業的發達，城市的發展進壹步繁榮。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毀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壹國壹城”。幕藩的領主將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圍，並召集手工業者、商人也聚集到這裏，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礎上慢慢發展了城市的規模。到17世紀末，全國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戶、大阪、京都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以江戶為例，不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經濟文化的中心。據1693年的調查，江戶各階層的人口總數有100余萬，超過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倫敦。大阪為當時商業的中心，有“天下的廚房”的美譽，江戶時代在這裏形成了全國市場的中心，活躍在城市的町人與進出大阪的商人使大阪成為當時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僅次於江戶。另壹個繁華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紀初城內外人口達到36萬左右。
城市的興盛使商業更加繁榮。為保證商業的利益，批發商門組成同業公會，不斷地積蓄起財富，出現了大阪鴻池、江戶三井等大商人。
資本主義因素與生產關系的變化
德川中期以後商品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全國形成了以大阪、江戶、京都為中心的商品經濟圈。江戶是最大的全國消費市場。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船滿載大米、酒類、鹽、手工制品在江戶港停泊。這些產品除了壹部分為上交給幕府與藩主的租賦外，壹半以上為進入江戶流通市場的商品。以大米為例，送到江戶的商品大米由米批發商賣給銷售商，經“舂米屋”加工後直接送往市場銷售，在嘉永（1848－1853）年間，僅江戶城就有這樣的“舂米屋”2700余間。
在大阪，於1697（元祿十）年，開設了堂島大米市場，1730年，堂島米會所成立，下設“正米商內”與“帳合米商內”。“正米商內”負責米券的發放，“ 帳合米商內”則進行相當於期貨交易的證券買賣活動。每年有100萬石以上來自畿內、九州、四國甚至東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稱為“藏屋敷”的倉庫中，米商用購買的“米切手”（米券）兌換大米運往大阪堂島米市場進行銷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場也在形成。幕府為穩定米價，曾於1754年下令解除對造酒業的限制，兵庫縣灘地方、攝津的伊丹、池田都成為著名的酒產地，興盛的酒制造業還吸引周邊百姓參加勞動。另外，鹽的產地主要是瀨戶內海沿岸諸國。17世紀，這裏出產的鹽占全國鹽市場的九成以上。
由於城鄉分工擴大，商品生產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強。例如秋田的棉紡織業，其原料就來自藩外的大阪。這種生產方式打破了藩與藩的界限，使商品生產的市場日益擴大。
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把農民卷入了商品生產的環流。農村不僅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時也成為簡單加工業的工廠。商人會向農民統購壹定的手工產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費；地主富農開設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等等，都是這壹變化的體現。
這樣，全國各地各地都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逐漸出現。
19世紀初，出現了由許多工人分工制造同壹產品的手工業工場。在農村，地主富農開設釀酒、醬油等手工作坊，雇傭農民進行生產。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產工具如棉紗、織機等，組織勞動力生產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場的數量和規模都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江戶時代上層社會穿著的華貴衣物和市民們消費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陣的手工業工場。工場除了平織機之外，還擁有可以織出復雜花紋的“高織機”。西陣的絲織工場在18世紀達到極大的規模。1730年6月京都西陣織造工場遭受大火，損失織機3012臺，而這個數字只是全部織機的壹半，恢復後的工場，織機數量仍然達到2500余臺，可見當時西陣織造工場實力之強。除了釀酒、絲織，其他行業也相繼出現了手工工場。
商品經濟沖擊著封建領主經濟結構，促進了生產關系和農村的階級變化。首先，出現了壹大批豪商，他們利用商品經營中獲取的利潤，投資於土地墾殖和河川治理，成為擁有商品、錢莊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們把資本轉化為土地，再通過租佃關系剝削農民，轉過來又用地租投入商業活動；其次，農民中也發生了分化，大批小農失去土地，淪為租佃農。小農的破產，從根本上動搖了幕藩體制。正是這種生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推動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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