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23日晚，上交所召集參與“327”最後10分鐘交易，持倉合約在5萬口以上的券商商討對策。當晚11時，上交所果斷的作出五點決定，並隨即發布公告。經調查顯示，此壹事件為其會員公司為影響當日結算價而嚴重蓄意違規，23日16時22分13秒以後“327”品種的所有成交無效；該部分成交不納入當日計算結算價、成交量和持倉範圍內，由此確認當日收盤價為151.30元；同時宣布對有關違規行為作進壹步調查。
第二天，上交所又發出《關於加強國債期貨交易監管工作的緊急通知》，就國債期貨交易的監管問題作出六項規定，即（1）從1995年2月24日起，對國債期貨交易實行價格漲（跌）停板制度；（2）嚴格加強最高持倉合約限額的管理工作；（3）切實建立客戶持倉限額的規定；（4）嚴格禁止會員公司之間相互借用倉位；（5）對持倉限額的使用結構進行控制；（6）嚴格國債期貨資金使用管理。同時為維護市場穩定，開辦了協議平倉專場。
事件發生後，國家監察部會同中國證監會、國家保密局聯合組成調查組，在上海市政府的配合下，對這壹事件進行了調查。並於9月20日公布了情況和處理結果。調查結果認為，上海證券交易所國債期貨“327”品種發生的事件，是壹起在國債市場發展過快、交易所監管不嚴和風險控制滯後的情況下，由上海萬國證券公司、遼寧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數交易大戶蓄意違規、操縱市場、扭曲價格、嚴重擾亂市場秩序所引起的國債期貨風波。
調查結果指出，實際的直接責任者上海萬國證券公司違規聯手操作、擅自超限額持倉，僅“327”品種的持倉就超過了交易所為其核定的全部品種最高限額的壹倍多。在市場異常波動價格不斷上揚的巨大壓力下，公司主要負責人明知嚴重違反交易規則，為扭轉公司巨額虧損，作出了大量拋空單打壓價格的錯誤決策，造成了市場的極大混亂。調查結果還指出，事件的另壹責任者為遼寧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於2月23日上午把幾家關系戶空倉集中在海南某公司名下，通過無錫國泰期貨經紀公司（已被中國證監會依法取消經營資格）大量違規拋空，企圖壓低價格，以達到減虧或盈利的目的。當打壓無效時，又率先空翻多，制造市場假象，擾亂市場秩序。事件之前，該公司及其空方關系戶也存在聯手操作、超限額持倉達120多萬口的嚴重違規問題。
調查結果還認為，上海證券交易所對違規事件也應負壹定的責任。上海證券交易所對市場存在的過度投機所帶來的風險估計不足，交易規定不完善，風險控制滯後，監督管理不嚴，致使在短短幾個月屢次發生由於嚴重違規交易引起的國債期貨風波，在國內外造成很壞影響。
經過深入廣泛的調查取證，監察部、中國證監會等部門根據有關法規，對“327”事件的有關負責人員分別作出了開除公職、撤銷行政領導職務等紀委處分和調離、免職等組織處理，涉嫌觸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並對違反規定的證券機構進行了經濟處理。
“327事件”震撼了中國證券期貨界。在仲裁機關的調解下，2月27日、28日進行了協議平倉，但效果不甚理想，3月1日又進行了強行平倉。
局面剛剛明朗，又值兩會召開，對“327事件”責任的追究成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關註的焦點。後來，中紀委、監察部會同中國證監會、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有關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在上海市政府配合下進行了4個多月的調查，在此基礎上作出了嚴肅處理。
萬國證券公司進行了改組，董事長徐慶熊、副董事長兼總裁管金生同時辭去所任職務。管金生鋃鐺入獄。
“327事件”的二號主角遼國發，由來自沈陽的高原、高嶺兄弟主持。“327事件”後，為了挽回巨額虧損，於3月份又試圖翻本，繼續在債市炒作“329”品種，結果再度虧損。遼國發案不僅是證券期貨違規問題，還有金融詐騙等嚴重犯罪，涉及金額數百億元。
“327風波”之後，各交易所采取了提高保證金比例，設置漲跌停板等措施以抑制國債期貨的投機氣氛。但因國債期貨的特殊性和當時的經濟形勢，其交易中仍風波不斷，並於當年5月10日釀出319風波。5月17日，中國證監會鑒於中國當時不具備開展國債期貨交易的基本條件，作出了暫停國債期貨交易試點的決定。至此，中國第壹個金融期貨品種宣告夭折。
“327風波”與引發亞洲金融風暴的巴林事件只相差兩天時間，“327”事件同樣明顯暴露出我們對於高風險市場的內外監控能力相當不足。釀成“327事件”的具體原因有三點：其壹，期貨業務的推出相當倉促，不僅缺乏經驗，也缺乏相應的監管法規，更重要的是對市場風險缺乏必要的認識。其二，國債期貨市場投機風氣極濃，違規造市、超額持倉、內幕交易現象相當嚴重。個別券商惡性投機，蓄意違規，對此卻缺乏監督，甚至可以在沒有相應保證金的情況下短時間內進行上千萬口的交易，也沒有即時預警機制。其三，有關327券分段計息加息及貼息消息的泄漏，是觸發此次事件的導火線。從歷史的角度來看，“327事件”未象巴林事件壹樣引爆金融危機，可謂不幸之中的萬幸，其留下的教訓當然是相當深刻的。
但是，327國債事件的直接後果是中國期貨交易的因噎廢食，至今壹提到期貨就聯想到了幕後操縱等黑暗面，使這個本來就不應該面對大眾的市場背負了太多的壞名聲。如果不是加入世貿後國際期貨業即將到來，中國期貨業仍不會聽到“芝麻開門”的聲音。對327國債事件，除了重新認識應吸取的教訓以更好地避免相關風險之外，也應適當消除其負面影響。期貨市場作為重要的避險工具，到了應該恢復的時候了。尤其是放開國企入市的問題，由於1996年國家規定金融系統資金不得進入期市，之後又對入市企業的稅務、財務發布了指導性建議，1999年的條例中規定國企只能做幾種相關產品的套期保值，不能參與投機買賣，這些規定嚴重限制了企業對期市的參與，需要加以重新考量。
事發後，萬國總裁管金生涉嫌違規操作被捕，並於1997年判處有期徒刑17年，罪名是受賄29.5萬元，挪用公款250萬元。竟然和違規操作壹點都沾不上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