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債務危機從2009年末浮現後，就對歐洲地區乃至全球的金融市場走勢產生了廣泛的短期性影響，成為國際金融市場中壹個顯著的非穩定性因素。影響人們對希臘債務危機前景看法的兩個重要因素是，希臘政府與歐元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商進程，希臘國內民眾抗議政府財政緊縮政策。每當這兩方面有什麽與人們所期待者不相吻合的消息傳來時，金融市場就會泛起波瀾。國際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甚至商品市場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對希臘消息做出反應。在信息瞬間 傳播和金融市場高度國際國際化的背景下，對重大事件做出快速解讀並相應調整投資策略現在已是各國金融市場的壹個常見情形。有鑒於此，人們看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股票市場也受到希臘債務危機的影響也就不足奇怪了。
但是，歷史經驗反復表明，金融市場在對事件做出解讀和反應時，往往只註重區分“正面”與“負面”、“重大”與“輕微”，而不關註區分“短期”與“長期”、“直接與間接”。本文以下就著重從中長期角度並考慮到間接效應來探討下希臘債務危機可能在幾個重要方面產生的國際影響。
（壹）對歐元作為地區統壹貨幣的影響
自歐元誕生之日起，國際上就壹直存在對歐元作為地區統壹貨幣可持續性的懷疑。眾多懷疑者中不乏諸如喬治·索羅斯這樣的名字。每當歐洲地區出現什麽意見分歧、國際爭端或者民眾街頭遊行等事件時，懷疑的聲音便響亮起來。
這壹次，在希臘債務危機層層升級、希臘政府與歐元區以及聯邦德國和法國的分歧意見公開化後，認為歐元已開始動搖並在可見未來將走向瓦解的看法更是流行起來。
有的人甚至設想了歐元走向瓦解的路徑：首先是希臘宣布退出歐元區，接下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成員國因承受不了來自歐元區的束縛而舉行全民公投而步希臘後塵；再接下來，德法兩個歐元“軸心國”意見分歧日益加深而自願選擇“離婚”。
仔細考慮壹下問題的實質所在，其中關鍵主要在於：面對希臘債務危機，歐洲聯盟和歐洲中央銀行與希臘之間是否能達成並實施壹個有效的救助和債務重組方案？或者說，希臘是否會最終同意接受由歐洲中央銀行主導的並附帶嚴格的希臘政府財政調整條件的救助方案？如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那麽，歐元區陷入壹場前所未見的生存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從法律上，前兩年通過的“裏斯本條約”（也稱歐洲聯盟憲法條約或“歐盟憲章”）規定了成員國有退出歐盟或歐元區的權利，只要能給予歐洲聯盟兩年的提前通知並滿足若幹義務條件（參見Athanassiou 2009）。以前，在歐元區推出的時候，歐洲官方文件說各國加入貨幣壹體化是壹個“不可逆”過程，意即不允許成員國退出。現在，歐洲在這個問題上看上去後退了壹步。但實際上，在退出問題給予成員國更多的自主權是為了鞏固歐洲壹體化的政治和民主基礎。
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待希臘是否會選擇退出歐元區的問題就需要分析下希臘民眾如何看待歐元帶給他們好處問題。
的確，從2009年末以來，壹方面希臘政府加緊與歐元區進行救助方案磋商並在國內蘊醞財政調整措施，另壹方面希臘國內民眾多次爆發大規模街頭遊行，抗議政府的緊縮政策。從示威這的要求來看，他們的矛頭很容易就轉向歐元區。希臘政府完全可以告訴國內民眾說，是歐元區提出了財政緊縮的苛刻要求。
但是，從兩個方面看，希臘民眾對希臘政府財政緊縮計劃的激烈抗議活動並不必然表明對歐元區的民眾支持在希臘國內已經顯著減弱。首先，抗議活動的參與者主要來自公務員部門，他們是財政緊縮計劃的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這個部門在希臘盡管十分龐大，但畢竟也是希臘全體民眾的壹個小部分。其次，從過去的民意調查資料看，希臘民眾對歐元區的支持程度在歐元區各國中屬於較高者，而且在這方面與其他壹些經濟發展程度接近的國家相接近，例如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這顯然反映了壹個傾向，即在歐元區內部，越是經濟發展程度較低，其民眾越傾向於認為加入歐元區能獲得較多的好處。前面已經提到，如果不是來自希臘政府和希臘民眾的加入熱情，2001年時希臘不會成為歐元區的第十二個成員國。
從經濟上看，希臘出口市場的46%在歐洲聯盟內，這個比率高於其他許多可比的歐洲國家。如果脫離歐元區，希臘經濟與歐洲的聯系必將受到巨大沖擊，希臘經濟前景將會更加黯淡。
希臘國內的諸政黨在歐元和歐元壹體化問題上可以說有許多***識。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打出“反歐元牌”。這壹點，希臘和其他壹些南歐國家壹樣，與聯合王國、瑞典、丹麥等有著重要區別。
因此，很有可能的前景是，希臘自願選擇接受歐元區提出的財政調整方案，繼續成為歐元區成員；在這過程中，壹些局部性動蕩和挫折也可能出現，但最終結果是希臘不充當脫離歐元區的先例。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希臘勢必經歷痛苦的調整，其經濟增長率在近壹年將難見起色。但是，只要接受歐元區的救助和調整方案，歐元區對希臘的支持也很有可能在現有基礎上進壹步增加。
客觀上，希臘債務危機及其所伴隨的成員國與歐元區關系的緊張還會對歐元區帶來其他壹些深刻影響。最值得關註的壹個方向是，如果針對希臘債務危機的調整措施成功地推進並取得理想的結果，那麽，歐元區內部財政政策的協調程度在未來將進壹步提高。在某種意義上，希臘債務危機正是壹個貨幣區內存在統壹貨幣政策而缺少協調性財政政策的壹個後果。有鑒於此，歐元區今後將會朝著更加緊密的財政政策協調方向發展。這也就是說，希臘債務危機還可能促進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和合作的加深。
另外，希臘債務危機也可能促使歐元區外延性發展進程的節奏放緩。歐元區的“等待名單”上現在有多個國家，不僅有前面提到的西歐和北歐國家，而且還有東歐國家，甚至還有前蘇聯***和國。顯然，經過現在這場希臘債務危機，歐元區會汲取教訓，更加審慎地對待申請國，適度提高新成員國的入門條件。
（二）對歐洲經濟和歐元匯率走勢的影響
希臘人口僅有壹千萬多點，國內生產總值約為3，000億歐元。不論在歐元區16國總體中或歐洲聯盟27國總體中，希臘所占比重都是很小的。希臘債務危機對希臘自身經濟的影響肯定是很負面的。在接受了歐元區救助和調整方案後，希臘政府將不得不實行壹系列緊縮措施，包括減少公務員工薪水平和福利水平，砍減若幹公***支出。短期內，希臘國內需求將收縮。中期看，如果來自歐元區的救助資金不僅可滿足債務支付要求，而且還可以有壹部分用於非債務性用途，那麽，希臘經濟也會得到壹定刺激，將比沒有任何外援情況好許多。
對歐洲經濟來說，主要對歐元區經濟而言，希臘債務危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壹些。在希臘危機爆發期間，歐洲和歐元區經濟正處於微弱復蘇進程中。從圖3看，
前面已經提到，希臘債務的債權人主要是歐洲地區銀行機構。如果希臘政府宣布違約，這些銀行機構將面臨數百億歐元的壞帳。顯然，在希臘政府債務危機得到確定性緩解之前，歐洲銀行業不得不采取保守性策略。信貸增長在歐元區和整個歐洲地區近期內都將出現明顯放緩的趨勢。
圖4：工業化經濟區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單位：%）
數據來源和說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0年4月。
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及其解救過程的曲折性給歐洲地區和歐元區帶來了新的壹些不確定性，而這顯然會給當地的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帶來不利影響，從而影響到歐洲地區的內部需求。
但是，如果希臘債務危機所引起的市場動蕩開始穩定起來，歐元區內其他經濟體（例如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在歐元區新進推出的穩定基金的支持下也“轉危為安”，那麽，歐元區內的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才有可能新開始壹場復蘇進程。
但這場新復蘇也很可能是緩慢的、相對不太顯著的。這主要是因為在失業率升高的背景下，各個層面上的政策爭論將消耗歐洲決策者們的許多精力。而且，歐洲素有“保守”聲譽，不可能出現象奧巴馬政府那樣的大刀闊斧的改革或刺激政策。這樣，在今後壹兩年中，歐洲經濟將繼續會是低速增長。而這壹點原本與希臘債務危機沒有多大關系。
希臘債務危機的國際影響已傳遞到歐洲以外地區。美國官方人士表態說“嚴重關切”希臘危機的不利影響（Chan 2010）。亞洲地區也將感到希臘債務危機及其後續沖擊波的影響。
圖4顯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未考慮希臘債務危機影響時做出的對三大經濟體增長的預測。極有可能的前景是，2010年，歐洲經濟增長率將低於預測數的至少0.5百分點，美國低0.2百分點。
圖5：歐元與美元匯率，月平均，1999年1月-2010年4月
或許，對歐元匯率的影響是希臘債務危機最重要的國際影響。歐元與美元的匯率自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來已經變動了許多，歐元貶值傾向十分顯著。這其中參合了許多希臘債務危機的因素，以及現在被許多報刊所稱之為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即泛指歐元區內若幹經濟體所面臨的政府債務高漲及對外部救助的急迫需要。
前面已經指出，歐元區現在遭遇重大挑戰，但歐元區分崩離析的可能性很小。金融市場已經對歐元因希臘債務危機所凸現的風險作出了評價並使之反映在歐元匯率走勢中。未來壹段時間中，歐元匯率還可能會繼續走低。
從過去的經驗看，歐元與美元的匯率變動呈現壹定的周期性（參見圖5）。歐元與美元現在是世界上兩大國際貨幣。對這兩個貨幣的需求，除了有來自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需求外，還有許多需求與財務投資和儲蓄需求有關。也就是說，影響歐元與美元匯率的因素，除了有歐美兩大經濟體相對經濟增長前景及其相關的實體經濟因素之外，還有著僅僅與金融投資相關的因素。
財務投資需求及其作用的特點是，按照預期進行投資組合調整；壹旦調整開始，調整本身對匯率（或資產價格）走勢產生影響。現在很可能正在發生這樣的調整。許多國際性投資機構不看好歐元，開始減少歐元資產持有；這樣，歐元的匯率進壹步走低；當歐元進壹步走低後，又出現更多的國際性投資機構不看好歐元，或者原有的機構進壹步不看好歐元，由此又引起新壹輪的歐元資產調整（減少持有），從而又引發歐元新貶值。
盡管這個過程不可能無限地進行下去，但在壹段時間內，例如壹年到兩年左右的時間內，卻很可能以顯著規模發生。所以，歐元在未來壹段時間內，很可能繼續走低。
歐元與美元的匯率會變動到什麽程度也是壹個普遍關心的問題。歐元誕生之後，歐元與美元匯率的最低點是1歐元換0.88美元，而目前的水平（1歐元換1.28美元）還大大高於此點。與以前情況有所不同的時，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社會對美元的看法也有許多的不確定性，尤其是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地位長期前景的判斷出現了許多分歧。考慮到美元自身的新情況，歐元對美元匯率的下降很可能到不了歷史記錄。
由於歐元在國際經濟中的重要性，歐元與美元匯率變動會帶來許多影響。其中壹個可能的重要影響對美國經濟復蘇產生壹定的不利作用。奧巴馬政府提出以出口增長振興國內經濟的口號包含壹個信號，即希望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相對走低，美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競爭力相對升高。但是，這壹願望顯然與歐元走低、美元走高的趨勢相抵觸。美歐之間的經濟和貿易摩擦或許會增加。
2009年末和2010年初的某個時候，當壹些經濟體傳出經濟復蘇速度大大高於市場預期時，不少人開始擔憂世界經濟會面臨壹種新風險，即後危機時期中復蘇進程過快。如果說希臘債務危機多多少少對歐洲經濟乃至國際經濟帶來了壹定的負面的、抑制性的影響，那麽，這或許對消除或減弱世界經濟可能曾壹度面臨的過快復蘇風險客觀上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希臘債務對中國經濟可能產生的主要影響有多個渠道。首先是通過雙邊貿易直接對中國對外貿易帶來影響；其次是通過影響歐洲經濟而對中國經濟帶來影響；第三是通過影響歐元與美元的匯率而影響中國對外經濟金融關系。
第壹方面的影響實際上不那麽重要。希臘經濟因債務危機及其調整計劃而出現減速，其對外貿易肯定會受到壹定沖擊。但這個沖擊具體傳遞到與中國的雙邊貿易上可能會很小。
第二方面，即希臘債務會使歐洲地區經濟復蘇相對減緩，從而給歐洲與中國的貿易活動帶來壹定不利影響。這個影響可能是顯著的，但不會象太大。過去壹些年，歐洲經濟處於相對低速的增長狀態中，但歐洲與中國的雙邊貨物貿易保持了相對快速的增長。按中國官方統計，歐盟自2004年開始成為我國第壹大貨物貿易夥伴，雙方貿易額在此後壹直以高於中國其他貿易夥伴的速度而增長。在這段時間中，人民幣對歐元匯率有升有降。匯率變動對中國與歐洲的貨物貿易增長沒有太大的影響。
2010年初以來，中國貨物出口增長率恢復兩位數水平，呈現快速上升勢頭。市場人士反映，這不完全是由於國外常規性經濟增長引致的，而主要是由國外廠商（進口環節和國內銷售環節的商戶們）增加庫存的行為而引致的。從2008年末到2009年大部分時間中，許多國外廠商大幅度減少庫存。在經濟復蘇初見端倪的時候，他們開始增加庫存，反映了中間需求的波動。換句話說，剔除掉中間需求的嚴重波動，國外市場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是相對穩定的。如果同意前面的分析，即希臘債務危機給歐洲地區經濟增長帶來的不利影響並不會特別大，那麽，中國對歐洲地區貿易所受到的不利影響也不會太大。
圖6：人民幣與歐元及美元匯率，月平均，2002年1月-2010年4月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
在第三個方面，即歐元匯率變動可能帶來的影響，多種情形具有壹定復雜性。如果人民幣與美元匯率保持基本不變，那麽，歐元對美元貶值也意味著歐元對人民幣貶值。這或多或少會影響到中國對歐元區經濟體的貨物出口及其增長。如前提及，過去壹些年份的經驗表明，中國與歐洲地區或歐元區的雙邊貿易具有壹定匯率韌性，即在匯率變動的同時中國與歐洲地區或歐元區貨物繼續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同時中國繼續保持貿易順差格局。當然，歐元對美元的顯著升值以及伴隨而來的人民幣對歐元的顯著升值會給部分中國對歐出口貿易企業帶來顯著的財務壓力。
但是，另壹方面也應看到，在目前國內通貨膨脹出現爬升傾向的時候，人民幣的升值具有壹定的抑制“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效應，從而幫助國內貨幣當局控制通貨膨脹走勢。
國際主要貨幣之間匯率變動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現在還涉及到壹個重要方面，即中國龐大外匯儲備的價值。許多評論者都註意到，外匯儲備資產由於其分布於不同的貨幣之間，其總合價值受到這些貨幣間匯率及其變動的影響。通常，在壹定時期內，如果將外匯資產較多地配置在其匯率趨於上升的幣種上，外匯儲備總合價值便會自動增加。反之亦然。所以，如果外匯儲備管理當局保持壹個不變的幣種結構，那麽，外匯儲備總價值便在匯率變動時期內必然受到影響。
但是，不能簡單地認為，由於歐元出現了壹定的貶值傾向，我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就應該進行相應的調整，即減少歐元資產比重，增加非歐元資產比重。這種看法如果真的用於外匯儲備管理之中，其結果反而不好。原因在於，我國外匯儲備由於其規模龐大，其幣種調整勢必對國際貨幣市場行情產生重要影響。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決定賣出歐元，買進非歐元資產，那麽，歐元匯率會進壹步下跌，而我們外匯儲備未賣出歐元資產的價值則會隨之更加劇烈地下降。
所以，從相對長遠的觀點看，外匯儲備的幣種調整不能輕易“隨行就市”，相反，需要從戰略性的角度出發，並還考慮到除了短期匯率變動之外的多種因素。
三、希臘債務危機的教訓和挑戰
希臘債務危機現在尚未結束，談論其經驗教訓也還為時過早。但是，從已經浮現出來的情況來看，聯系到近年來已經多次發生的金融危機，人們仍然可以總結出若幹值得高度重視的教益並看到若幹具有重大挑戰性的問題。
（壹）金融危機到處都有可能出現，世界上沒有壹個經濟體能有金融危機豁免證。
從廣義角度說，金融危機是現代經濟體運行中金融部門（包括政府財政部門）風險集聚和爆發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實體經濟中的各種風險有著不斷朝著金融部門轉移和積聚的傾向。當壹國金融部門自身不再能夠承受已經承受過多的風險並以劇烈形式釋放這些風險時，金融危機便爆發了。希臘債務危機不過是這種問題最新壹個事例罷了。
而且，往往是過去壹段時間經濟增長較快的經濟體可能面臨較多的金融風險和較高的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東亞地區遭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幾個經濟體都是此前增長最快者，例如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韓國經濟從八十年代以來的高速增長經歷壹度被廣泛傳為“漢江奇跡”，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所稱道。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兩大策源地，美國和英國（聯合王國），自九十年代末以來是工業化世界中增長業績上好者。兩個經濟體曾被許多人認為是世界金融市場中最發達者，結果都爆發了超大規模的金融危機。
卷入這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的經濟體除了希臘外還有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它們在過去壹段時間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被不少人譽為歐洲經濟增長的“明星”，取得過嬌人的經濟增長業績。連同2008年就陷入整體破產的北歐小國冰島，可以說歐洲的“明星經濟體”們都遭遇到金融危機了。
2009年中東地區還出現過壹場迪拜金融危機。迪拜是那個地區的“明星經濟體”，沙漠中的明珠。快速經濟增長引來了大量外資，但資金流入增長的速度超過了當地資金回報所能支撐的水平。違約風險隨之急劇上升，債務重組在所難免。
各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具體原因互不相同，但都帶來對市場和正常經濟活動的巨大沖擊。從根本上說，金融危機都是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累積問題的必然後果。任何經歷了長期快速經濟增長的國家都應當將政策重點轉向金融風險的防範上，轉向結構調整和累積問題的解決上。
而且，那些曾在快速經濟過程中看上去不那麽重要的問題，例如希臘經濟中的稅收效率和財政信息披露等問題，壹旦遇到整體風險爆發時，都會成為極度棘手的難題。
（二）成熟經濟體也面臨嚴重主權債務風險，國際社會必須提升對此問題的認識。
過去很長壹段時間中，國際社會傾向於認為，金融危機來源地主要分布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主權債務風險主要是那些對外大量借債的發展中經濟體。這些看法中有合理成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確面臨顯著的金融風險。許多發展中國家為應對國內儲蓄不足，從多種途徑舉借外債，從而形成了高額外債負擔並因此面臨嚴重主權債務風險。
但是，如果將這些正確的看法不適當地延伸和拓展，並因而有意無意地認為成熟經濟體不僅面臨較低的金融風險，而且也不會遭遇主權債務危機，那麽，這就大錯特錯了。希臘、歐元區內的其他壹些經濟體以及美國、英國和日本等近來都面臨顯著的主權債務風險，而且其顯著程度超過了許多發展中經濟體或新興市場經濟體。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過去只註意發布發展中國家的外債數據，多少反映了上述流行觀點的影響。該機構2010年4月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首次發布了七大工業國作為壹個整體其政府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的長時間序列。可以看到，這個比率在1950年高達115%，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初期經濟復蘇時期的特殊情況；在隨後年份中，該比率逐漸下降，到七十年代初低至35%以下；此後又轉向上升，進入九十年代後上升速度加快；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進壹步升高到105%，按估計在2010年將達到112%，接近於1950年水平。很顯然，近年來正是這些世界經濟中的領先經濟體面臨著日益突出的主權債務風險。希臘債務危機或許在壹定意義上不過是規模更加巨大的成熟經濟體主權債務危機的前奏曲。
從歷史演變的趨勢看，過去，在金融部門相對不發達的時期，企業部門遭遇經濟周期時會出現倒閉破產風潮，社會經濟的結構調整主要在企業部門發生。而在金融部門成長起來後，尤其在金融機構控制風險的功能受到削弱的背景下，企業部門的風險開始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向金融部門轉移和集聚，金融部門成為社會經濟中各種風險的集散地。如果私人企業部門和金融部門累積風險並爆發危機，政府出面進行挽救，那麽，壹定意義上就又出現私人部門風險向公***部門的轉移和集聚。從這個角度看，主權債務風險是社會經濟中業已存在的各種風險在壹國範圍內的最後集中。當然，在發展程度相對不高的壹些國家中，在私人部門或金融部門相對不發展的背景下也會出現主權債務風險。
近年來成熟經濟體政府債務的大幅度增加大多是在“凱恩斯主義”旗號下為應對需求收縮和經濟衰退而發生的。但是，其中也不乏對凱恩斯思想的錯誤理解。增加公***開支以應對短期需求收縮是基於需求波動具有短期性質特點這個情況。如果公***開支增長所針對的不是短期性需求波動，那麽，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累積便成成為結構性問題，而非周期性問題了。這樣，主權債務風險就會日益增大，到最後演變為金融危機。
希臘債務危機的爆發應當促使國際社會重新認識和評價成熟經濟體的主權債務風險，為預防下壹場更大規模的金融風險及早做好防範和準備工作。
（三）缺少統壹財政紀律的區域貨幣區的運行具有內生風險，而援助體制則可能伴隨顯著的道德風險。
前面提到，1999年歐元開始推出前，歐元區制定了若幹入門條件：成員國或潛在成員國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不超過3%，政府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比率不超過60%，近三年通貨膨脹率和利率接近於各成員國平均水平。如果堅持這些條件，那麽，歐元區就可在整體上做到貨幣政策壹致、財政政策相接近。而且，如果滿足最後壹條要求，即“近三年通貨膨脹率和利率接近於各成員國平均水平”，那麽這也表明各成員國所面臨的經濟周期至少相接近，各成員國宏觀經濟政策上的摩擦也就會少許多。
但是，事實上，從接納希臘成為歐元區新成員國開始，歐元區多少放松了原來設定的入門條件。這樣，歐元區等於為自己吸入了新的、更多的風險。
前面還提到，歐元區從2005年起在壹些成員國的壓力下放寬了對現有成員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控制標準。正因為如此，希臘等歐元區成員國才得以在過去幾年中顯著突破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上限。這種突破，在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後，更達到創記錄的高水平。
歐洲中央銀行運行中的壹個做法是，商業銀行可以將所持有的政府債券作為準備金並將壹部分轉存於歐洲中央銀行。這樣，希臘的商業銀行機構以及歐元區內非希臘的商業銀行機構都可以持有希臘政府債券作為準備金。由於歐洲中央銀行不得歧視任何壹個成員國的政府債券，這樣事實上將希臘政府債券視為風險程度等同於聯邦德國政府債券。換言之，希臘政府債券的發行便利由此得到提升。希臘政府當然會受到前所未見的誘惑去發行更多的債券，增加自己的財政支出。而歐元區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以及投資機構也有動力去認購希臘等國的政府債券。
歐洲中央銀行的這種做法顯然給自己帶來了潛在風險。但是，在現有制度安排下，歐洲中央銀行似乎也很難不這樣做。可以說，財政與貨幣的分離體制在歐元區內部既是壹個控制風險的機制，又是壹個引發風險的根源。
歐盟在2010年5月決定成立高達7，500億歐元的“穩定基金”，冀圖支持那些遭受主權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在理論上可為歐元區金融市場轉向平穩發揮積極作用。但是，如果歐元區成員國主權債務危機以成員國幾乎免費地獲得資助為途徑得到解決的話，那麽，歐元區勢必面臨長期性的更大的內部風險或道德風險。“免費資助”相當於鼓勵成員國不負責任地或不負足夠責任地去進行財政擴張。
因此，希臘債務危機實質上提出了對歐元體制風險防範的有效性的嚴重挑戰。歐元區未來改革的方向也因希臘債務危機而得到明確起來。
近來國際上還出現壹種看法，即認為希臘危機因統壹貨幣而得到加深。表達這種看法的有克魯格曼等（參見Krugman 2010以及Cowen 2010）。他們認為，如果希臘如十多年前的泰國壹樣，在遭遇危機時擁有獨立貨幣並讓自己的貨幣對外貶值，那麽，其經濟復蘇可以得到刺激，對外債務支付問題最終也將得到解決。而且，他們還認為，美國的政府債務/GDP比率也很高，而它之所以不必象希臘等歐元區成員國那樣擔憂債務危機，壹個重要原因在於可有讓自己貨幣貶值的可能性。
這個看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人們還更應該聯想到東亞金融危機時貨幣貶值的連帶效應，即泰國貨幣大幅度貶值後引起後來其他國家金融市場動蕩以及貨幣貶值，例如幾個月後的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等。設想希臘在歐元區之外，希臘遭遇債務危機沖擊後出現德拉克馬（希臘原來的貨幣）的劇烈貶值，那麽，這種情況將幾乎立即在歐洲產生廣泛而嚴重的沖擊波效應：不用說葡萄牙、西班牙等經濟體難以承受，很可能連意大利等也難以支撐。歐洲經濟和金融市場無疑將墜入紊亂之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歐洲曾有過多次類似遭遇。
也就是說，如果歐洲沒有歐元貨幣區，同樣的希臘債務危機將造成更大的沖擊和破壞。在這個意義上，歐元區體制發揮了顯著的緩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