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20年代初的烏鎮香市上，即使是“老麽”輩份的桑秧也都有相應的買主。那時，國外內蠶絲業市場運行相對穩定，壹些“會打遠算盤的人”，便可能進行土地經營的分割，決定中長期投資。“身家在村子裏數壹數二”的富裕農民黃財發就“特地”去“香市”買“老麽”來種。種植“老麽”就必然要分割出壹塊“擱上十年再收利”的空地，因為“要把這些‘老麽’調理到能夠派正用，少說也得十年！”他首先付出了這塊土地的機會成本；“他有壹塊地，據說是用得半枯，非要讓它醒壹醒不可了；他花三毛錢買了兩把‘老麽’桑秧種來，就種在那塊土地上。”
十年樹木。“這十年裏頭，他在那些小桑樹身上灌了多少心血；不但是心血，還花了錢呢！他有兩次買了河泥來壅肥這塊用枯了的地。十年來，他和兩個兒子輪換著到鎮上去給人家挑水換來的灰，也幾乎全都用在這塊桑地。”不難看出，培育桑秧的家庭生產活動，消耗了黃家可以支配的多種資源：包括作為財政資源的“花了錢的壅肥”，作為人力資源轉換形態的“給人家挑水換來的灰”，作為人力資源的“心血”，以及十年的時間資源（註：經濟學家認為，時間這壹稀缺資源的價值就是它的“機會成本”，即耗費的單位時間所放棄的收入。參見朱國宏主編：《經濟學視野裏的社會現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頁。）。10年之後，投入有了產出。1930年，新桑地“已經給了他三十擔葉。”
令黃財發始料不及的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惡浪襲向江南深鄉小鎮，1933年“蠶熟”的時候，“人家買貴葉給蠶吃，黃家是自吃自。但是繭子賣不起錢，黃財發只扯了個夠本。”不然的話，黃財發也免不了許多蠶農的折本命運。黃財發對市場信息很快作出了反應：“下壹年就發狠不養蠶了，專想賣葉。”然而，急劇變化的葉市徹底“打翻了他十多年來的如意算盤”：葉價起先就賤到不象話；鎮上的“葉行”是方圓二三百裏範圍內桑葉“買”“賣”的總機關，但這壹年叫做 “有秤無市”；最初壹元兩擔的時候，黃財發舍不得賣，後來跌到壹元四擔，黃財發想賣也賣不脫手。
到這時，黃家再也沒有長期投資桑秧的可能了：“他現在的光景也比不上十年前了。十年前他還能夠‘白擱著’這塊地，等它過了十年再生。現在他卻等不及。他負了債，他要錢來完糧繳捐呢！”於是，在烏鎮香市上選購桑秧的，不見了專挑“老麽”的黃財發們，而基本上變成了準備進行短期投資的自給性蠶農。
自給行為是蠶農對於市場風險的本能反應。早在明清時期，隨著商業性農業的發展，蠶農中就分化出擺脫自給性、專門為市場而生產的桑農。植桑與育蠶分離的同時就產生了溝通兩者的“葉行”。《烏青文獻》雲：“凡蓄蠶者，或自家桑葉不足，則預定別性之桑。”（註：乾隆《烏青文獻》，卷2，“農桑”。）盡管葉行交易存在著壹定的風險，但逐漸發育成熟的鄉鎮葉行所采取的預購制，以期貨方式交易，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葉農的風險承受力（註：參見小田：《江南鄉鎮社會的近代轉型》，中國商業出版社，1997年，第183頁。）。時至20世紀30年代前期，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密切相關的地方市場日益變幻莫測，江南葉市也進入無序運行狀態。對市場信息了解甚少的蠶農們無法判斷市場風險程度，便盡量減少與市場相連結的環節。桑葉自給的蠶農在這種情況下大量增加。“四五十人家的壹個村坊，只有五六家養蠶，而且都是自己有葉的。”自給桑葉須有桑苗，香市上的桑秧交易異常熱鬧起來。
在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看來，消費者必定是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經濟人，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鄉村廟會上，蠶農的角色是相當被動的。面對眾多的桑秧，優劣是壹眼可以看出的：“兩叉兒的‘老大’它們都是已經‘接過’，……種到地裏，頂多兩年工夫就給妳很好的桑葉了”，而“‘老二’以下那班小兄弟，即使個兒跟‘老大’差不多，天分就差遠了……有的要這麽五年，才能生葉”。“老大”當然是蠶農們的首選目標，“然而鄉下人還了價錢，捫著自己的荷包，算來算去不夠交給‘老大’的時候，也只好買了‘老二’，‘老三’它們了。”
在這裏，蠶農十分無奈：為了對付日益兇險的葉市，理應進行短期投資，選擇“頂多兩年工夫就給妳很好桑葉”的“老大”，但在桑秧的不同價格和有限的支付能力的雙重約束下，他們只能進行中期投資，選擇“有時要這麽五年才能生葉”的桑秧。這壹選擇行為實際上意味著企圖自給桑葉的蠶農壹時還無法繞開風險叢生的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