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全人類的俗人也都關心老美，他們想知道美元和本國貨幣的比價，美元和其他西方貨幣的比價，他們應該持有哪種貨幣，比例是多少，走向如何。怎樣保值？怎樣投機？他們通常看道瓊斯評論指數、標準蒲爾指數、納斯達克指數、穆迪公司分類信用等級、《商業周刊》、《財富》和《福布斯》雜誌，關心自己那點資產怎樣增值？怎樣運營？
美國車民的油耗關系到中東和挪威的油價，關系到科威特、阿聯酋、文萊的國家預算，關系到中國鎮海石化聯合企業該不該吃進壹批原油期貨。美國平民在飲料上的偏好，關系到哥倫比亞的咖啡種植園、斯裏蘭卡的茶農和西非國家的可可上任的收入；美國人穿衣的時尚，關系到意大利的時裝設計師、中國的紡織廠、巴基斯坦的棉花價格；美國小孩玩的玩具愛好及美國婦女的雨傘，壹直吸引著香港、臺灣設計人員的眼光；美國的新版電腦軟件，引起從冰島、印度到中國所有電腦迷們的興趣；托福考試、GRE考試和美國MBA文憑成為亞洲中學生和大學生們的目標；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對無數知識界人士來說，如數家珍。
我曾接觸過壹些美國人，商人和知識分子都有，他們只關心別人能否有實力或潛力在某個方面超過美國，從不想美國會變窮、動亂、分裂、崩解。我也曾與日本和德國學者交談，發現他們極看重美國，他們幾乎沒有不在美國留過學或者講過學的。我的許多朋友從80年代初就陸續赴美，在美中之間來來往往，他們從不提美國會怎樣“垮下去”，他們從東方文化的視角出發，也從未有人去研究羅馬帝國，研究李維、吉本、馬基亞維利關於那遙遠的消失的西方帝國之夢。有的臺灣學者和市民幹脆把身家性命拴在美國身上，美國比他老爸還重要，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比他們手中的步槍重要得多。
這就是美國。
弄清美國的經濟結構和運行，已經讓人霧裏看花，真幻相疊；要了解支撐和助托經濟的美國政治，有如鉆入九曲迷宮，常常連美國人自己也搞不明白。越戰之後，許多美國人認為政客的本質就是騙人，漸漸厭倦，疏遠政治，每屆總統大選的投票率總低於50%。美國政權運作也越變越復雜，人們就更不想弄清也弄不清美國政治的運行機制了。最後，只好把美國總統大選變壹種誰上臺會對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團或自己國家好的簡單公式。(
從歷史和現實看，都可以把美國政治稱為“民主政治”。
然而這種“民主”根本不是或不全是大多數中國人或亞洲人根據自己文化傳統所理解的“民主”。或者是給所有人言論自由；或者是總統直接選舉；或者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或者是軍隊受文職人員支配；或者是參眾兩院制度；或者是利益集團與院外活動集團......如此等等,像美國憲法所標榜、美國政治家和思想精英所鼓吹的那樣。
即便不理解，也不妨聽聽那些民主鼓吹者所說的民主的內容。
根據美國政治理論家舒姆彼得的見解：至少有三個邊界模糊的民主派別--它們是側重意識形態的理想派、側重結構的古典派、側重務實的經驗主義派。它們關於人道主義、平等思想、個人自由和權利、宗教自由、集會和政治活動自由、言論出版和批評政府的自由、照顧公眾利益、少數人權力保障、就問題的決策作出決定的權力、立法機構對抗行政部門的實權、兩黨制或多黨制、自由公正地選舉官員等民主的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解釋都不盡相同。
這樣就更讓我們的對民主政治困惑。
可是我們對美國民主政治所能動員和具備的龐大現代化的經濟、軍事力量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又迫使我們去了解，哪怕皮毛地了解那個制度。
我想我只能盡力而為。
務實派的舒姆彼得激烈地批評了古典民主派和理想民主派。對古典派把公眾利益奉為最重要的宗旨，他很不以為然。他嘲弄道：所謂公眾利益究竟是誰的利益？
他認為，政治的作用無非就是準確地判斷誰的利益算是公眾利益；在壹個社會中，各種集團各有不同的利益，那麽，以誰的利益為主？政治鬥爭就是說服某些集團，使他們相信他們所認為的利益並不真正比其他利益更重要。
可以說，政治鬥爭能當成粗地使用的權力來壓服壹個集團，使它的利益服從另壹集團的利益。
說得真夠赤裸裸的。
當然，作為政治的另壹方面，我們看到，它還包含著討價還價，搞妥協。但未經專門訓練的人根本就理不清壹大堆民主頭緒，也撈不到自己的那份利益。
於是，美國政治家和政治理論家達成***識：比較簡單而漂亮的解決辦法是保留民主國家這個詞，但根據實際經驗加以解釋。
美國的實際情況大致是，它自稱的民主國家是為了政治決策而采取的組織形式。在這種形式中，個人通過競爭來爭取人民的選票，以此獲得權力。這樣，人民的作有就不在於直接決定重大問題，而是從互相競爭、毛遂自薦充當人民領袖的個人當中選出壹個政府來，壹旦這些人被推選出來，這就是作出決策的政府了。但政府的選出和運作，遠比公開表明的復雜，矛盾和鬥爭，取得壹致意見，討價還價，結盟，互相妥協。號稱民主的政策政治也許不是人類最崇高的發明，但是它很可能是人類發明的最有吸引力的遊戲之壹。
就是這種制度所形成的20世紀的美國，深刻地影響著21世紀的國家、政府和民眾。
今天，在壹個商品經濟發達、廣告宣傳無孔不入的中國，人民習慣了不是聽說什麽，而是看做什麽，結果和效果怎麽樣。
我們可從早期美國政治制度的形成，看出今日美國的身上烙印著什麽樣的遺傳基因。
18世紀時，北美殖民地人開始意識到他們具有美國人的特點和個性，已經不再是美國人了。但遠遠談不上今天人們談論的民族主義。前殖民地各州關系松散，13州除了壹個“騙取錢財的乞丐”壹般的國會之外，根本不存在什麽政府。換名話說，北美獨立後的政治實體根本不是“國”，而是州。國會這個精神渙散的協商議事機構，竟然能戰勝意誌堅決的美國，令許多人意外，可見美國偉大的力量紮根在民眾間。
到1786年，壹些精英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本傑明·富蘭克林之輩意識到必須有壹個強有力的政府和與列強壹樣的統壹的對外對內的美國，而不是荷蘭式的“聯合省”。同時，民眾從經濟不振、硬幣匱乏、債務鏈越拖越長越積越多中感到，松散的《邦聯條款》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對自己也沒實利。當時，人們希望和焦慮交織，騷動和混亂叠起。謝司起義打破久拖不決的現狀，國會投票召開制憲會議，地點定在費城。
參加制憲會議的55名代表中，華盛頓和富蘭克林有國際聲望，其余也是當地受尊敬有影響的名流，24人在所有13個州中均深孚眾望。壹半以上代表出身上等家庭或接近上等家庭。出身下層的僅少數幾人，其余的人都有體面的家庭背景。
從經濟狀況看，有10來個人是豪富，另外10來個也相當富有，其余的在某種程度上都稱得上有錢人。只有少數幾個可以算是窮人。富有者大多擁有土地或奴隸，還有10多人擁有城市地產，其他10多個人在西部擁有土地，可以從事投機買賣。20多人擁有農田，不到10人擁有證券，6人擁有船只，3人在制造業中有投資。
有10來個人主要是種植園主或大農場主，另外12人主要從事律師業，還有12個州政府官員依靠薪金為主。有2人是醫生，1人是印刷工人富蘭克林，雖然有幾年他主要從事科學研究，而且還擔任過殖民地駐倫敦的外交官。
代表中幾乎有壹半受過大學教育。當時高等教育很不普遍，這個數字確實驚人。所有代表在名議上幾乎都屬於壹個教派；好像沒有壹個人是狂熱的宗教徒。他們都是壹些講究實際的人，對他們來說，宗教雖占有壹定地位，但不占主要地位。
最年輕的壹名代表名叫喬納森·戴頓，當時他僅26歲。他有相當出色的資歷：16歲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此後即參加大陸軍，19歲晉升為上尉，壹直隨軍服役。最年長的代表最富蘭克林，81歲。代表的平均年齡為43歲。
55名代表中壹半以上在革命時期在軍隊中服過役，幾乎所有的代表都曾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過革命。更為突出的是曾參與鄉村發展的人占很大比例，不僅在憲法制定者中如此，而且在贊成批準憲法的人當中也是如此。正如壹份權威性的研究報告指出的那樣：“如果說有什麽特點使擁護憲法的領袖後來團結壹致，那就是他們在革命時期在大陸軍中有過***同的經歷。”
因此可以說，參加費城制憲會議的代表比普通公民具有較優越的社會背景：他們受過較好的教育，他們比較富有，他們在各自的地區有較大的影響。在壹個為生存而鬥爭的新興國家中，推選代表參加壹次為治理這個國家提出方案的會議，選出這樣壹些重要公民擔任代表中理所當然的。但是，除此以外，推舉社會名流還有其實際的政治原因。支持召開費城會議並負責指定代表的各州立法機構成員壹致認為，指定壹些在本地區舉足輕重人物為代表具有重大意義。否則，他們的工作成果得到批準的可能性將會很小。
對於當時合眾國13州的350萬居民來說，這些代表的代表性如何呢？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他們沒有什麽代表性，因為他們都是些名流，而且是由州的立法機構推舉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不過，由立法機構指定代表這樣壹個程序是當時的壹種習慣做法。1913年以前，美國的會議員壹直是通過這種程序產生的。我們應當記住，指定代表的那些立法機構當時是通過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產生的。這裏，“民主”是指擁有選舉權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而言的。奴隸和婦女是沒有選舉權的，壹般說來，選舉權也僅限於有產者所有。當時在歐洲也是這樣，但是在美洲，獲得土地要容易很多。新近的研究表明，在美國，選舉權實際上是很廣泛的。據估計，馬薩諸塞州的白人成年男子中80%享有選舉權。新澤西洲顯然也超過半數，弗吉尼亞州則稍低於50%。
代表們常說，他們是代表“合眾國人民”的，這麽說也許是正確的。他們當然不可能代表忠於英國國王的保守派，也不會有人指望壹批革命者會邀請支持他們過去的統治者的人來參與起草政府的新章程(其實很大壹部分親英分子早已逃往英國和加拿大了)。我們壹想到法國革命，總認為這場革命比美國革命流血更多，更富於報復性。但在法國革命期間，只有千分之五的人移居國外；而美國革命期間移居外國的人數達千分之二十四。與法國革命還有壹點不同：美國政策壹經制定，就結合實際朝前發展，而不采用倒退的途徑。
這些代表全是與平民和顯貴接觸廣泛的政客。他們在軍隊和地方支持過革命，他們深刻理解革命和實質和當時的各種思潮。當時13州中有30個穩定的政治派別，除六個派別外，其余派別都有代表各自立場的代表與會。他們受地方父老之托，必須維護本地區民眾利益，他們熟悉這些，而且擅長權術、辯論、手腕、詭計、輿論操縱和妥協。他們中既有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也有油滑的商人；有人高談闊論人類的理想治理方式、政治哲學、合法權利、民權、國家的結構和形式；也有人實際地保障南方人在奴隸上的投資、西部土地投機者的賺錢自由和航運集團的自由。
他們投票決定建立壹個全國性的淩駕於各州之上的中央政府。它由最高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三部分組成。
他們制定了美國憲法和修改憲法的程序。
他們進行了壹個多月的辯論，作了無數次妥協和表決。為這套既不像羅馬也不像英國的制度的誕生費盡了心血。最後總算為他們那個日後誰也未料到的國家打下了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石。
正是這塊基石，看似古怪復雜糾葛不清，語焉不詳，卻保障壹個超級強國壹步步脫胎變形成長，擊敗許多昔日和新興的對手，最後笑傲天下。
美國的政治傳統有兩個來源：
羅馬的，
和英國的。
羅馬帝國擴張和穩定的基礎在於它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在農業上的長期利益。
大英帝國的擴張和穩定的基礎在於它確定了利益分割分配互相制衡的監督的制度，保障本土的工商貿金融體系穩定和持續性地擴張。
如果某種人類發明的制度具有擴張性，它就能擴張成壹個帝國。
如果它還兼有包容性、穩定性和靈活性，很可能就使帝國變成長期的、穩定的和強大的。
尋找擴張的、穩定的、靈活的、包容的制度，並把它栽到最適合的土地和海洋上，費盡了人類的心機。
看到壹個帝國，應該想到產生它的制度。
帝國的擴張性、穩定性、靈活性和陽壽，也取決於制度和生命力、張力和承受力。
除此之外，還有時間、運氣、地緣和其他因素
哪些個人和團體擁有權力，或者影響美國政府的權力決策呢？
總統，總統任命的官 ；國會參眾兩院議員和他們的各種委員會，議長；最高法院為首的美國司法系統：上訴法院、賠索法院、哥倫比亞特區和其他巡回上訴法院、軍事上訴法院、關稅法院、征稅法院、準司法機構和州司法系統；總統所屬機構；白宮、各個委員會---行政、經濟、環保、工資物價、國際經濟政策、內政、能源委員會、國家安全委員會、貿易特別代表(中國人最熟悉他們的名字，加卡拉·希爾斯和巴舍夫斯基)；國務院和各部：財政、國防、司法、內政、農業、商務、勞工、衛生教育福利、住房和城市發展、運輸、能源部；還有名目繁雜的委員會.......外交機構、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國家安全局、軍隊---它包括我們熟悉的空軍、陸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國民警衛隊---以上機構和個人都屬於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
它們的運行和表演，往往是形式上和表面的。在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選民之間，還有強有力的第二圈人物和集團，他們也參與並影響政策的制定。對他們的面目，美國之外的人們感到陌生，而且諱莫如深。
壹般地說，他們是利益集團和院外集團。
在第二圈人物中還有兩股力量很強大，能對美國政策的走向施加直接影響。其壹是各州和地方政府；其二是政黨。有人把它們視為政府壹部分，是壹種“中間結構”。
利益集團又稱壓力集團。院外集團概念模糊，許多集團確實雇用壹批說客，而且也確實在國會外面對議員乾地疏通活動。但有些也不盡然。院外活動更多地是指許多利益集團所采取的戰術。只有利益集團大家都沒有爭議。1989年夏季以後，中美關系緊張，美國動員了龐大復雜的各種力量攻擊和遏制封鎖中國，中國用盡氣力反擊並打坡這種封鎖。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中國人希望弄清在美國究竟誰當家、誰管事？弄來弄去，反而更糊塗了。
利益集團，包括企業公司、工會組織以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與聯邦政論打交道的某方面某部門人群。
據估計，美國人發別屬於10萬個協會、俱樂部和私人組織。
壹般講，欠發達的農業國家的人民可以通過地理區域的代表性來反映他們的要求。然而壹個龐大的現代化工業國，僅僅依靠地域代表性就不足以反映各不相同的、涉及範圍廣泛的各種利益了。這千萬個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分成幾種不同的類型。最普通往往按商品劃分，本集團成員組織起來謀求更強大的經濟地位，說通俗點，就是國家必須為我的團體說話立法掏錢，或者說這國家有我壹份。它們範圍極廣，如核桃種植者協會、全國肥料協會、煙草協會、國際冰淇淋制造者協會、全國藥品零售商協會、牛奶場主聯合會等。
還有壹類經濟利益集團，它們代表著更大更廣泛的經濟利益，如美國農業社聯和農場主聯合會、美國商會、全國制造商協會等。
像美國醫藥協會、美國律師協會、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電影演員公會、美國建築師協會、美國作家盟會等團體，是按職業專業劃分的經濟利益集團；美國退伍軍人組織由退役老兵組成，它們為退伍軍人爭取養老金和獎金，影響力很大。美國退休人員協會也屬於這壹類；全國有色人種協會等組織專門為黑人爭取種族平等和權利，美國印第安人全國大會則為印第安人爭取同樣的權利；全國婦女組織積極出面為婦女說話論理；全國步槍協會發起之初僅作為業余射擊愛好者聯誼會，後來成為有2000萬以上成員的反對槍地控制立法禁槍，步槍協會作用甚大。
沒有壹個普通的美國人懷疑大企業和集團公司在社會上擁有令人生畏的巨大力量。在崇尚金錢的國家，基本的商業生產企業是國家經濟的骨幹部分。500家美國大分司---控制了全國3/4的工業資財，它們的營業額占全國經濟壹半以上。它們當然有很大的政治影響。美國幾次企圖對中國實施301條款進行貿易制裁和取消最惠國待遇，它們因在中國有投資利益便積極斡旋，由於門路熟，勁用到點子上，最後都有驚無險拉倒了事。
工會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形式上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美國的勞聯--產聯是美國社會中重要的權力之壹，但近年來服務業和信息產業發展，美國人就業廣泛，工會的力量在削弱。
利益集團五花八門，它們的組織形式和鬥爭方式多種多樣。
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它們怎樣為自己的利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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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為何爭奪的如此激烈？我看是背後的利益太大，不僅利益大而且利益的積累速度太快。
那麽利益到底有多大呢？越戰失敗之後，裏根政府奉行了名不見經傳的供應學派理論，釋放了美國的金融魔鬼們。美國的制造業在讓出了壹些陣地後，開始向高技術轉移；美國的金融體系漸漸形成銀行、有價證券和各種基金的三分天下，使投資來源越來越多元化和靈活；公司兼並、購並、資產重組和中小企業創業之風壹陣高過壹陣，越來越多的法人和自然人投入到新時代的經濟激流之中。今天我們看美國的民主，好象是政治和制度上的民主，實際上那只是它的表像，它的根基還是重商主義的經濟民主。
從70年代到90年代的二十年中，美國金融機構大多是非銀行界。而銀行界的集中和兼並也愈演愈烈。在80年代下半期，美國被兼並的銀行即有3000余家。除了兼並活動外，1927年法律限制的大商業銀行不能越洲的規定漸漸也被打破。1985年6月，地方性銀行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互設代理行、支行分行的協議被高等法院裁定為合法。
如果說美國的成功得之於高新技術和創業精神，那芯片和軟件也屬於表面上的，真正的尖端活兒都集中在金融上。舉個例子：1991年，美國軍隊和多國部隊用了600億美元，近100萬軍隊，投彈20余萬噸，殺傷伊拉克軍民20萬人，毀掉了成千上萬的伊軍坦克，把薩達姆·候賽因的軍隊趕出了科威特。然而至今已經10年了，仍無法把薩達姆趕上臺。其間不知想了多少招，連旁觀的人都不耐煩了。而僅僅壹個索羅斯，在某個看不見的地方下達指令，由幾位年輕的操盤手按幾下鍵盤和鼠標，就擠垮了整個東南亞國家和日本、韓國、俄羅斯。至今全球還驚恐不安，金融余震壹再發生。
在1999年1月歐元問世前，經濟全球化的唯壹媒介是美元。表面上，馬克和日元也被用於外匯儲備和結算，但說到底是美元說了算。對美元的依賴為華盛頓金融與貨幣政策專家們創造了壹種權力和地位，這種地位越來越多地把他們引上了剝奪其他民族利益的境地。在圍繞金融統治權力所進行的隱蔽戰爭中，判斷力量的就是外匯匯率。而美國損人利己的美元利率政策又在不斷創造著巨大的利益。外匯市場絕對是按照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的節拍運作的。專家們對於這種現象束手無策只不過表明，他們的理論忽視了在世界金融網絡中擁有美元權勢利益的人們在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