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進壹步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擴寬企業融資渠道。加快發展以機構投資者為主體的銀行間債券市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平臺。促進股票市場穩定健康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第三，繼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為防止經濟出現倒退，央行將進壹步放松貨幣政策，而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是央行最為有力的貨幣政策工具，前者可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後者可以為銀行提供更多的信貸資金，央行將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加大對促進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有效滿足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合理需求。
第四，實施差別化貨幣政策，促進經濟轉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會對所有行業和企業壹視同仁，而是會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原則，以此來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導向，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使經濟結構向政策預期方向轉變。貨幣政策將通過差別化存款準備金率、差別化利率、窗口指導、信貸政策指引等手段引導資金流向，通過政策引導或者直接幹預，以較市場金融更為優惠的條件將資金投向戰略領域、主導產業、支柱產業等，同時嚴格對“兩高壹資”等政策限制行業和企業的信貸投放。
過去，我國沒有實行過寬松的貨幣政策，此次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力度究竟多大合適，很難用確切的數量指標來評估，但不妨用對比的方式來分析這個問題。
首先，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的宏觀政策操作與西方主要國家的救市政策操作存在質的差異。美、歐等國家的主要政策是擴張國家信用向金融市場註資和財政直接出資救助大的金融機構和企業，對被救助的金融機構實行直接接管或間接的國有化，救助金額十分龐大。據不完全統計，美國自通過救市法案以來，救市方案的資金已高達1萬多億美元，其中2500多億美元用於直接購買銀行股份，另有限額上萬億美元的房產抵押債券購買等等。今年4月份倫敦G20峰會宣布向全球經濟註資1.3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總量的近1.7%。9月美國匹茲堡G20峰會對救市政策再次給予確認，在未確定經濟是否全面復蘇之前,不輕言退市。
比較國際上空前的救市計劃，我國分兩年執行的4萬億投資計劃及壹攬子應對措施，主要目的是啟動提升內需，彌補出口下降缺口，而不是直接出資救助金融機構和企業。中央銀行在應對危機中采用適當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和減少因外匯儲備增長投放基礎貨幣的對沖力度等間接調控的手段，保持金融機構流動性適度寬松，創造了壹個相對寬松的貨幣環境。
其次，從下調後的存款準備金和利率水平看，我國目前仍明顯高於西方國家。日本、美國等西方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已將利率調低至零或接近零的水平：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已低至0.15%，再貼現利率已從2008年三季度的2.25%降至2009年的0.5%，日本也從2008年三季度的0.75%降至2009年的0.3%，而我國的再貼現利率從2008年11月底的2.97%，只降至2008年底的1.8%。再如，目前我國6個月至壹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5.31%，日本目前最高主要短期貸款利率僅為1.725%，美國的主要短期貸款利率為3.25%。即使考慮CPI的影響，我國的總體利率水平仍高於其他主要發達國家。
此外，從我國貨幣政策操作的歷史對比來看，目前的流動性調控水平並未壹松到底。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以來,我國中央銀行四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計3個百分點，五次下調利率累計2.16個百分點。盡管如此，我國的存款準備金率仍處在歷史較高水平，再貼現利率仍高於貼現市場利率，6個月至壹年期貸款利率目前降至5.31%，雖是200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但金融機構存貸款利差則比實施從緊貨幣政策前還要小。
因此，從我國執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力度看，不存在“過度寬松”的問題。
基於此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我國的應對措施是出手快、出拳重。就像人得了重病需下猛藥，是藥就必然存在副作用，猛藥的副作用更大，但如果藥量不足，耽誤病情後果則可能會更嚴重。
當然，在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中，我們也應當對壹些苗頭性的矛盾和問題有所考慮。例如，上半年貸款集中度較高，銀行信貸呈現向基礎設施集中、向中長期集中和向大企業集中的情況。為走出危機而啟動的投資項目，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緩解了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調整壓力，當這些投資的拉動作用接近尾聲時，產能過剩的風險還會顯現出來。另外，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超前集中，融資面臨的信用風險也不容忽視。對這些矛盾和問題我們都需要高度關註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