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位企業家朋友曾不無擔憂地說，當地的官員對他日益壯大的企業總是吃、拿、卡、要，虎視眈眈，如果官員不滿意，隨時可能讓這個朋友傾家蕩產
後世的所謂孔子思想的繼承人卻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企圖，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貶斥到社會的邊緣，士、農、工、商的排序成了社會***識
商人“跪著”生存，還因為政治生態為其預設了兩條原罪：壹是無奸不商，不符合道義要求；二是商人私欲無邊，不利於社會穩定。
商人在滿足私欲的過程中，會逐漸認識到個人私權的重要，保護私權的動機會帶來維權、分權的行動，而這與統治者的公權、集權、專權至上是矛盾的
當壹個企業主還在為吃飯問題焦慮時，妳問他什麽是企業家精神，他的回答估計是：那是個華而不實的東西。想知道什麽是企業家精神，恐怕得敲壹敲在天國的史蒂夫·喬布斯家的大門，向他虛心請教。喬布斯曾說，他活著就是為了改變世界。世界確實因他的精、氣、神而改變，這是不是壹種企業家精神呢？
電影《讓子彈飛》中有壹句臺詞“站著就把錢掙了”，這反襯著今天的企業家生存境遇。投資人薛蠻子也說中國商人“現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狀態”。壹位企業家朋友曾不無擔憂地說，當地的官員對他日益壯大的企業總是吃、拿、卡、要，虎視眈眈，如果官員不滿意，隨時可能讓這個朋友傾家蕩產，為此，朋友的愛人走入了教堂，去尋求神的護佑。企業家置身於如此讓人沒有安全感的政治生態中，神能解救得了他嗎？
翻開中國的歷史看看，整個政治生態的多數大人物都是用居高臨下的眼光上下打量著做生意的商人，嚇得商人戰戰兢兢。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社會雖四分五裂，但諸子百家思想自由，沒有大壹統的理論教條捆綁人的精神追求，因而，做生意是壹件很普通的事情。孔子的弟子子貢就是壹個生意做得很好的人。好為人師的孔子壹方面為子貢有做生意的本領而高興，另壹方面又給他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富而好禮與富而合道。通俗地說，中國歷史上的第壹種企業家精神解釋的版本是有錢、有禮、有道。
在孔子的眼中，“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無可厚非。但是，後世的所謂孔子思想的繼承人卻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企圖，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貶斥到社會的邊緣，士、農、工、商的排序成了社會***識。士，讀書，參加科舉，然後做官，是第壹選擇；農，種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圖個田園生活，是第二選擇；工，加工、冶煉、發明個小生產技術，用於日常生活，是第三選擇；商，做買賣、做生意，調劑小日子的余缺，是第四選擇。日久天長，甚至連理學大家朱熹也瞧不上商人，他曾說商人的作用就是管個吃飯、穿衣，如果再做別的就有害了。如此境地，商人只能是小商人，只能做小生意，只能“跪著”生存了。
商人“跪著”生存，還因為政治生態為其預設了兩條原罪：壹是無奸不商，不符合道義要求。2000多年的“義利之辨”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演變成了義先利後、為義舍利，如董仲舒所說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熹口中的“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此”。儒家拔高了“義”的道德價值地位，因而貶低了“利”的正當地位。這種褒貶在世俗化的過程中進壹步扭曲，以至於把“見義忘利、唯利是圖”的帽子扣在了商人的頭上。有了這樣的社會負面認證，商人必須尋求生存之道，應變之壹就是給自己再戴上壹頂“儒商”或者“紅頂商人”的帽子，以便抵消負面影響，晚清時代的胡雪巖、盛宣懷，以及徽商、晉商、淮商、閩商等商人幫派就是其典型。
二是商人私欲無邊，不利於社會穩定。秦漢以來，大壹統的中央集權制度，服務於專制君王的等級制度建立，農業立國的原則成為主流，人人各安本分成為理想的社會模式。因而，商人被框定在十分狹小的圈子內做生意，以維持生計，正如荀子所言“上賢祿天下，次賢祿壹國，下賢祿田邑，願愨之民完衣食”。然而，商人總是不安於現狀，不滿足於吃飯、穿衣，而且其嗅覺總是很靈敏的，賤買貴賣，東挪西用，借助水陸交通，總能獲得壹定的利潤，占有壹定的財富地位，從而形成商人階層特有的生活方式。在統治者的眼中，如果商人的這種生活方式被很多民眾效仿，那麽農田就沒有人種了，整個社會的禮儀秩序、等級秩序就會亂掉，社會就無法穩定。從中可以看到壹個矛盾：商人在滿足私欲的過程中，會逐漸認識到個人私權的重要，保護私權的動機會帶來維權、分權的行動，而這與統治者的公權、集權、專權至上是矛盾的。因而，“富可敵國”的商人要麽“大隱隱於市”，要麽以財買官、以財賄官，才能不被統治者以維穩的名義鏟除。
雖然商人的政治地位壹度也有好轉，但總是難以與作為讀書人的“士”階層相比。16世紀，中國商業經濟空前活躍，思想家王陽明也曾破天荒地肯定商人的地位和價值，為壹個叫方麟的商人書寫墓表；17世紀，商人階層開始崇拜商界前輩白圭、子貢、陶朱(範蠡)，商人自己也開始了歷史尋根之旅；19世紀，清朝官員沈垚也曾在文章中稱商人為豪傑；20世紀初，民國的許多實業家在中國的戰火中開始了艱難的歷練。對這些時期商人角色的最好評價是“士魂商才”，即使商人的靈魂和“士”沒有什麽兩樣了，可是商人仍舊是商人，享受不了“士”的待遇。可見，傳統政治生態下的中國商人地位還是不能與“士”比肩。
商人的地位雖曾有好轉，但是壹遇到嚴酷的政治空氣就又被打入了冷宮。上述兩條原罪的升級版後來竟然出現在社會主義“文革”時期。在虛幻的意識形態的教唆下，非人性的階級鬥爭將商人貶斥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鬥私批修”、“打倒走資派”、“割資本主義尾巴”、“恨鬥私字壹閃念”成為潮流，做生意、有錢、富裕成了十分可恥、可恨的事情。這個時候的商人連跪著生存的可能性都沒有了，更談不上什麽精神追求了。
在此兩條原罪的陰影中，中國商人要想有壹種具有獨立人格的精神品質根本不可能。1992年，中國確定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中國社會對商人的認識多了幾分尊重，商人也被改稱為“企業主”、“企業家”了，其命運迎來了比較好的時期。然而，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在今天的中國仍是稀缺品，因為政治生態中仍有太多的絆馬索，導致的結果就是企業家不得不跪著或半跪著生存。
例如，太多的行政法規逼迫企業家不去投資實體經濟，反而讓他們去投機、賭博，在樓市、股市、期貨等市場中流連忘返。巨人網絡董事長史玉柱不無諷刺地說：“企業家不願投資實體經濟，原因之壹：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行政法規。上壹個實體項目，要敲幾十個公章，面對幾千條'嚴禁'，幾百條'處罰'。如果嚴格執法，實體企業家全要在監獄裏過年。不能全抓，就出現了選擇性執法。去年(2011年)才取消的投機倒把罰款條例，能把壹半的民間資本罰為財政收入。慶幸我退休啦。”不做實體經濟的企業家能有好的歸宿嗎？熱衷於投機行業的企業家精神是不是壹種變態的精神追求呢？
再如，金融行業的壟斷讓中小企業度日如年，壹些創業的草根階層要麽在刀尖上跳舞，挑戰法規的彈性，要麽忍受高利貸的巨大風險。沸沸揚揚的“吳英案”就說明了壟斷行業害人不淺。此外，壹些政府官員變本加厲的尋租行為也讓企業家擔驚受怕，度日如年。
企業家精神的春天在哪裏？
今天的世界是平的，也應該是個人本位的。當美國人馬克·紮克伯格要把Facebook上市的消息傳到中國時，中國的微博運營剛在嘗試實名制，何時能與Facebook鏈接在壹起還是未知數。紮克伯格的成功與他的前輩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拉裏·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壹樣，都是美國個人本位創業夢的實踐者。整個世界在互聯網技術的推動下進入了個人本位時代，個人覺醒的時代到了，而以集體為本位的政治生態終將被淘汰。處在真正個人本位政治生態中的企業家，才能站著而不是跪著或半跪著掙錢，企業家在此基礎上才能孕育出風骨和精神。
如果個人能夠深刻地意識到自我的權利和潛能，並堅持把它發揮出來，那麽他就有了壹個企業家的作為。如果他還能夠在經營自我的同時，還釋放出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創新、超越等價值觀，那麽他就具備了稀缺的企業家精神，不僅裝備了身心，還照耀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