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特不特”的爭論雖然被人為制止，後續影響卻不可小覷。這就像落了根的風濕病痛，每遇潮冷天氣，便要發作壹番。
1997年，香港回歸，深圳經濟特區特下去的壹大理由——照應香港回歸——似乎已經不是理由了。那麽，香港回歸之後的深圳何去何從？妳對深圳的未來是看好還是看衰？妳之於深圳，是到來還是離去？坊間所謂“深圳主義者”的自覺，深圳人對於深圳城市命運的理性思考，實始於此時。1997年6月來到深圳的金心異，後來寫了篇網絡長文《深圳，妳是到來還是離去？》，並與網絡名篇《深圳，妳被誰拋棄？》的作者咼中校各持“樂觀”、“悲觀”姿態，互為“黑白臉”，長期爭辯。同樣於1997年來到深圳的老亨，也是基於對“深圳問題”的執著，創辦“壹切與深圳有關”的因特虎網站，專議深圳人、深圳事，並由此醞釀提出“深商說”。“深圳主義”，壹時洛陽紙貴。
似乎就在深圳繁華漸褪之際，上海浦東卻正光鮮登場。巨大的反差，引發了深沈的思考，也引發了狂風暴雨般的論爭。
2001年，《北京青年報》記者湯正宇發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誰是中國未來“經濟之都”？》的報道，瞬間把雨打芭蕉的城市比較變成了壹場城市論爭的狂風暴雨。文章直指：“珠江虎”不敵“長江龍”，中國經濟重心正在北移上海、北京。北上廣深的城市競爭再也摁不住、藏不住，由此公開化、白熱化了。
2002年11月16日，28歲的咼中校以“我為伊狂”為網名，分別在人民網“強國論壇”和新華網“發展論壇”上貼出了長達1.8萬字的長文《深圳，妳被誰拋棄》。這篇文章恰如壹枚深水炸彈，引爆了壹座城市的集體情緒，不僅從網上波及到民間，也引起了政府官員的熱議及主政官員的公開回應。
文章作者從民間視角出發，通過資訊的收集與分析，發出了深圳面臨衰落的“盛世危言”，把壹個人人有所覺察、但大家都不便言明的“潛話題”推向了前臺。
2003年初，《南方都市報》在半個月裏連續推出《深圳，妳被拋棄了嗎？》大型策劃報道，在深圳乃至廣東、全國引起巨大反響，新浪、搜狐、深圳熱線等網站，鳳凰衛視等媒體紛紛跟進，深圳的命運和未來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關註。
2003年初，時任深圳市長的於幼軍通過南方都市報的牽線，與“我為伊狂”作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平等對話。其後，國務院調研組再次約見“我為伊狂”，認真聽取真正來自民間的意見與呼聲。
“拋棄論”的背景和理據是：
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圍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曾是各路人才爭相湧入的熱土，導致中西部省市壹度有“孔雀東南飛”之怨。
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險於上海宣布，將在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投資20億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廈，這聽起來好像是深圳企業北上擴張，但據業內人士稱，平安保險的核心業務部門已基本遷往上海，包括不久前遷出的集團投資管理中心，平安保險已經“金蟬脫殼”——公司實際上已遷往上海。2002年10月12日，在深圳本土發展起來的兩大高科技企業——中興和華為也擬把總部遷往上海。
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體披露，招商銀行遷址上海壹事正在全面論證之中。另外，中信證券總部擬回遷北京，才在深圳成立的漢唐證券總部已遷往上海，全球500強之首的沃爾瑪在未來壹段時間將會把采購總部由深圳北遷到上海。
同時各路人才也隨潮流而動，把目光投向長三角地區。壹份大學生就業意向調查表明，上海與北京是大學生心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學生將上海作為第壹就業目標，北京以27.67%居第二位，深圳以12.13%位居第三。越來越多的優秀企業和人才正把目光拋向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在這場關於21世紀經濟話語權的競爭與高級人才的爭奪之中，深圳顯然已經落於下風。沒有了政策優勢，又受制於經濟地理條件，深圳的這種劣勢在競爭中越來越明顯。
《拋文》開篇之後就直問“深、滬之爭，為什麽受傷的總是我”？譬如金融業，主板市場歸並到上海交易所，深圳失去了新股發行權，允諾給深圳的創業板卻遲遲不能推出。黃金交易所在上海開業，深圳期貨交易所卻被撤並。
深圳，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曾經是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經創造了諸多奇跡的經濟特區，曾經是光芒四射的年輕城市，但到現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拋棄論”是對“特區不特論”的民間回應。有點悲情，有點憤懣，有點黑色幽默，有點正話反說，卻絕沒有破罐破摔，而是飽蘸“深圳主義”的激情與熱愛。這是上個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深圳人不曾遇見過的。深圳話語權不再被壟斷，網絡化、民間化的深圳話語，有自己的句式，有自己的驗證方式，也有自己影響城市、商業和社會的獨特模式。
“拋棄論”也像“魔咒”壹樣，時時拷問著各色人等，得到各色不同的回答，若幹年來，不曾斷絕。“拋棄論”來自民間，迄今為止得到的最好的回應，也來自民間。
2003年8月22日，金心異以近5萬字的篇幅撰寫了更長的網文《珠三角失去競爭力了嗎？》，承認：1992年之後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國重新崛起的十年。這個崛起過程中最大推動力主要是：中央政府及民間對上海“中國經濟龍頭城市”形象的極力塑造，臺灣IT產業對上海的熱捧，以及跨國公司對上海舊夢的依戀心態。但是不幸的是，與“上海運動”同步進行的，還有壹場“妖魔化珠三角運動”，這對大珠三角地區的國際及國內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損害。
文章以條分縷析、剝絲抽繭的手法，剖析了上海運動的“造神”之虛以及妖魔化珠三角運動的誇張之繆，並且援引保羅·克魯格曼的“信心說”，告誡深圳人不可在上海宣傳造勢的喧囂中迷失自己、失去自信。保羅·克魯格曼在《預期消褪的年代》壹書說過，經濟增長很多時候取決於人們的心理預期，如果人們都預期經濟會景氣，那麽大家都會增加消費和投資，結果經濟就真的景氣起來了；如果大家都預期經濟會衰退，那麽就都減少消費和投資，那麽經濟衰退就真的來了。
壹個城市也是這樣，很多時候對發展最為關鍵的正是市民的信心。大家都抱怨，這種失望和抱怨就互想感染，對這個城市的信心就漸漸消磨，最後這個城市就真的沒有前途了。
文章更以詳實的資訊、意見和建議，透析珠三角整合之不足、整合之必要、整合之可能、整合之策略、整合之路徑、整合之願景藍圖與操作手法及步驟，至細至詳，大展民間智庫的魅力。文章建議以“穗港走廊”的概念來取代“香港中心論”或“廣州中心論”，消彌珠三角的龍頭之爭。此中智慧，時任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主任的閻曉培就高度認可。閻曉培後來調任深圳市副市長，發展金心異加入了她所在的致公黨。由福田區政協委員、深圳市政協委員，到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異的參政議政經歷，見證了民間話語、民間智慧對城市公***事務的影響，是乃上海之所無，深圳之所有；咼中校的“拋棄論”言官方難言之隱，申民間不屈之義，引來國務院調研組專題調研，是亦乃上海之所無，深圳之所有。
如此這般的城市，誰得而拋棄之？
06
六問：嶺南，可堪承受商業文明之重？
平安、招商、中興、華為等企業總部的可能外遷是“拋棄論”的重要表征，以至於後來每每指陳“拋棄論”不成立，都以這些企業總部依然安守深圳作為反證，卻無人深究：是企業外遷引發了“拋棄論”，還是“拋棄論”阻遏了企業外遷？
但是歷史上“粵企遷滬”確是不爭事實。
幾千年來，中華文明的主要舞臺壹直是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終未能進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隨著西方商業力量的崛起，濱海之地先近商，廣東開始由農業文明的邊緣轉而成為商業文明的高地。廣州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最繁華的壹個商業中心，這是粵商第壹次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商業龍頭老大的角色。然而，這把老大交椅還沒坐熱，就被當時還只是個小弟的上海奪走了。五口通商以後，上海憑借地緣優勢，從小小的凇江縣壹下子躍升為中國乃至世界性的商業中心。
壹個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實是：上海商人的始祖，主要的不是寧波幫，也不是江蘇幫，而是廣東幫。近代粵商後來大多成了滬商。活躍在近代上海的廣東人不可勝數，僅廣東香山小縣，就有孫中山、容閎、唐紹儀等名流，徐鈺亭、徐寶亭、徐潤、唐廷樞、唐廷植、唐瑞芝、唐國泰、莫仕揚、鄭翼之、徐渭南等買辦，郭樂、郭標、郭泉、郭葵、郭琳爽、馬應彪、蔡昌等百貨業巨頭，方舉贊、馬玉山、鄭伯昭等實業界巨子，還有撰寫《盛世危言》的鄭觀應，藝術家鄭君裏，音樂家蕭友梅，電影明星阮玲玉，武術明星盧煒昌、陳公哲……，可謂猗歟盛哉!
反觀廣東，第壹個剿絲廠、第壹個織布局、第壹個造船廠、第壹個電信局、第壹個銀行、第壹條鐵路……，無數近代商業的第壹都是因為粵商的參與，但是當上海後來居上的時候，廣州卻在壹場大火之後壹蹶不振。
第壹批睜眼看世界的人、第壹批出洋打工經商的人、第壹批海外留學的人、第壹批為創建資本主義的民主***和國奔走呼號的人……，廣東人以“敢為天下先”的膽識和作為前所未有地改變著中國，但是上海在短短壹百年的時間裏，在商業文化和商業制度方面的創造性成就，廣州商人壹千年也未曾達到。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歷史似乎在經歷另壹次輪回。改革開放自廣東始，自深圳始，成千上萬的人們南下廣東，投奔深圳，他們在早期的改革開放中篳路藍縷、胼手胝足，打造出平安、招商、中興、華為這樣的深圳名企，現在卻有可能因為浦東開發而北遷上海！正是因為“拋棄論”直截了當地揭示了這種可能，才引發了人們的***鳴，也促使人們深思：現代商業文明女神的裙裾掃過廣東之後，會不會又在上海飄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備產生偉大商業城市的條件？廣州、深圳是否僅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曇花壹現的商業奇葩？嶺南到底有無成為偉大商業中心的天賦條件？萬千菁英，是該繼續南渡，還是應該北歸？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因特虎老亨開始系統研究“深商”問題，並於2006年出版第壹本關於深商的專著——《深商的精神》。
在對中國商業歷史和商幫歷史的梳理過程中，老亨註意到，曾在《史記》中寫過《貨殖列傳》的司馬遷，對楚越之地為何“不是經商處”，有過壹段精彩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耕魚，或火耕而水縟，果隋嬴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致偷生，無積聚而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眾，數被水災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是蠶。”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以南、楚越之地，自然條件比較好，人們不耕、不織，尚不至於饑寒，商業就更無必要了。沂泗以北，秦夏梁魯，天災人禍的，必須常備不時之需，所以平時要加緊耕作，發展農業；養蠶織布，發展工業；仰機取利，發展商業。
嶺南更在江淮以南、楚越之南了，古稱南越。植被之豐，水草之茂，更勝江南，更不是商業形勝之地。後來，江南商業的發展是與北方過度開發、糧草資源匱乏有關的。加之戰亂頻仍，於是衣冠南渡，繁育江南。江南糧棉絲茶要大量供應北方需求，成了大宗商品，於是開始了集約生產，長途販運。這是江南商業繁榮的肇始。
嶺南則不同，嶺南的物資救不了北方的急。逶迤峻峭的南嶺是南北交通的腸梗阻，南越的物產無法通過古代陸運系統或自然水系大規模向北方輸送，只有看起來比較希奇古怪的輕巧物件如珍珠、瑪瑙、象牙、香料、海外器物等，才可以翻山越嶺，抵達北方宮廷大院，獲得王公貴族的青睞，賺取價值不菲的回報。廣州，就是因為既能將夷人勢力屏障於外、又能將番邦珍奇納貢於上，才得以成為中國兩千年不曾關閉的對外貿易商埠。
正是這壹絲未曾掐斷的聯系，使西方商業文明得以在廣州試水，得以在澳門立足，得以在香港成氣候，得以在近現代、乃至當代以來深刻地影響中國歷史的方向與進程，這是廣州商埠與古寧波商埠、古泉州商埠大大不同的地方。
當農業傳統過於沈重，商業新苗無法在本土萌發的時候，廣東成為嫁接外來商業文明的枝椏，這壹點，是太史公也未曾料想得到的。
與徽商的財富得自國內貿易不同，粵商的財富得自國際貿易；與晉商的財富得自歐亞內陸也不同，粵商的財富來自浩瀚的海洋。
早在西漢初年，漢武帝平南越後即派使者沿著百越民間開辟的航線，從廣州出發，帶領船隊遠航南海和印度洋：經過東南亞，橫越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的東南部，抵達錫蘭（今斯裏蘭卡）後返航。
漢武帝時期開辟的航線，標誌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端。經魏晉時期的拓展，到隋、唐、宋代，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空前繁榮。當時廣州與南洋和波斯灣地區有6條定期航線，其中最著名的壹條航線叫做“廣州通海夷道”：由廣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灣、東非和歐洲，途徑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14000公裏，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國際航線。
盛唐時期，每日到達廣州的海外商船11艘，壹年4000多艘。每船載200人，壹年有近80萬客商抵達廣州。詩人劉禹錫因此感嘆：“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宋元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稱：“整個意大利都沒有這個城市的船只多”。
明清海禁，只剩廣州“壹口通商”，官方主導的對外貿易達到極盛，出現了財大氣雄的“十三行”。彼時的廣州城“番珠犀象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數倍”。嘉慶10年，僅朝廷正稅，就達到1，641，971兩，而當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不過8000萬兩。廣州因為海外貿易，成為“天子南庫”。廣東商人更是長袖善舞，獲利豐厚。十三行首富伍秉鑒個人財富多達2600萬兩，幾達國庫收入的三分之壹，不但在國內擁有大量的地產、房產、茶山、店鋪和巨款，還投資美國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
昔日廣東商人得自海外貿易的確切財富已經無法考證。我們可以推算出十三行行商們的財富：他們多居住在廣州關西，歷史上“關西大屋”800余座，今天還有幾十座殘存。通過大屋的排場，可以推算出屋主的殷實程度，依次類推，不難想象“行商”的財富實力。但是那些不受官方控制，被視為“走私”的民間“帆船貿易”，他們的貿易利得就無法簡單地估算了。
事實上，明萬歷年間，粵人紛紛合資造船，結成貿易團夥，冒險出海，這才是粵商作為壹個獨特商幫而不僅僅是朝廷商業壟斷手段真正覺醒和崛起的開始。從那時起，“閩粵之人，駕雙桅船，挾私貨，百十為群，往來東西洋”。這些非官方商人，除了地近澳門的珠江口西岸地區的廣府商人以外，還有粵東地區的潮汕商人。他們並不僅僅固守本土，往往還主動出擊：新馬泰等東南亞地區、南北美洲、大洋州……等等，都是粵商們歷史悠久的商業領地。今天，已經成為文化遺產的開平碉樓、梅溪牌坊、赤坎歐陸商街、澄海中西合璧的商人故居……，記錄著近代廣東商人海外拓展商業的艱苦歷程和輝煌業績。這樣的業績從純粹經濟意義上講，遠遠大於官方壟斷的“十三行”，從社會意義上講更是封建商行所無法望其項背的。
正是因為商業利益比皇恩還要浩蕩，重商輕官在嶺南蔚然成風。徽商其實是重仕輕商的；晉商對經商看得過於嚴重，讓人輕松不起來；江浙商人在讀書作官還是下海經商方面的內心掙紮，著實讓人痛苦；惟有閩粵之人，視經商做生意為當然，粵人尤其覺得天經地義，無可置辯。
盡管廣州是世界上唯壹維系兩千年繁榮而不輟的商業大港，盡管廣州“十三行”行商壹早就是“1000年來全球最富有的商人”，中原人真正註意到廣東人，還是非常近代的事。以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鄭觀應、容閎、徐潤為代表的粵派人物可以說是牽引著近代中國的潮流。這種潮流初看起來不過是除弊興利的改革、醒眼向洋的開放，最終卻是指向了與中國傳統農業文明的氣質格局大相徑庭的現代商業文明。中原文化的壹切智慧與手段似乎都對付不了這群其貌不揚、口齒不清的廣東佬的討厭的攪局，原因不是別的，是廣東佬手握壹枝法力無邊的“魔棒”：商業，商以興利，商以強國，商以新文，商以革政。
粵人重商，但是粵地能否成為商業文明的重心卻是個疑問。
廣州，尤其深圳，顯然不會是中國農業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長安，譬如洛陽，譬如開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車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權輻輳，天地之中。深圳不是這樣的城市，深圳是山之壹角，海之壹隅，前面是波濤微茫，後面是重巒疊嶂，植被之厚，瘴氣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種，歷千年而不開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會是近代工商業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輪、火車尚不能征服嶺南的蠻荒。那時的輪船噸位尚小，可以直達內河航道；那時的火車、汽車還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勢低平、河道縱橫、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為近代工商業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選。而廣州、香港，雖有河、海之便，而無便捷通暢的腹地，即使曾領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發先至。所以嶺南商人大多先後遷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術水平則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橋、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越崇山峻嶺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嶺南與華北的距離，浩瀚的南海成為南中國的內湖；空調器的廣泛使用，使得嶺南亞熱帶氣候不再悶熱；現代建築技術使得依山臨海而居成為壹種愜意；大型海運集裝箱運輸使得黃浦江這樣的內河航道形同擺設，而象鹽田港、維多利亞港這樣的天然良港則成為壹個世界性商業城市開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現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嶺南、東南亞的果蔬之豐，南中國海的魚鮮之富，不僅是當地人的口福，而且是新型農業相對於傳統農業的絕對優勢；環珠江口帶狀城市分布，疏密有致，絕無“攤大餅”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國文明重心南移，不僅有了可能，而且是大勢所趨。
漢唐時期，黃河流域是絕對的重心；兩宋時期，重心就開始向長江流域南移。今天的華北地區、中原地區在長期過度開發之後，地力盡耗，草木不長，水源枯竭，風沙肆虐，已漸漸不適合人居。長江中下遊地區雖是魚米之鄉，但是人口密度過大，農業開發已屬過度，再加上工業開發，生態系統面臨的壓力將會更大。惟有浙東、福建、廣東等地區，靠山而近海，氣候好，陽光雨水充沛；開發晚，生態系統較完整；海濱地帶狹長，與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相若，有富裕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環境。多民族、多國家、多元思想、多種文化、多年生聚……，環南中國海地區的活力和潛力，在20世紀中後期以來每每得到印證。
不僅是重商的傳統和新興工商業技術，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粵人對西方文化的寬容，對內地移民的寬容，最終也結出了善果。英國人把西方商業制度成套地搬到了香港，而深圳商人從壹開始就是有理想、有文化企圖、有成建制的創新願望的。這些傳統粵商的短處被外來者和後來者悉數彌補。有此之故，新粵商完全可以承接中國文明重心的繼續南移，並悄然將商業基因成功地植入以往的農業文明的母體。我們都會是這壹歷史壯舉的見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