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說是基於以下三個理由：第壹是關於白銀稅收。自明代宣德改革首倡以“金花銀”收稅（這場改革就發生在明代最後壹次國家推動的大航海舉行的1433年），到萬歷年間張居正的壹條鞭法推行，最終使得白銀成為明國家的稅收和貯備貨幣。第二是關於白銀進口。由於中國本身不是白銀的主要生產國，所以大量的白銀要通過對外貿易獲得。第三是世界貨幣。即也正是明代對於白銀的大規模需求，才造成了世界上第壹次“貨幣革命”。
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先從第三條說起，即關於第壹次世界貨幣革命。我們知道，西班牙人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6世紀30年代卻意外地發現了白銀，――這是在1530年左右，1530年是中國明代的嘉靖9年，這壹年大明帝國也有壹件事轟動官場，它也與白銀有關，即當時的福建延平縣令徐階因為成功地處理了當地盜竊國家銀礦的案件而名聲大噪，由此開始了他光輝的前程，最終壹路升到了首輔。徐階還是中國“會票”的最早經營者，《皇朝經世文編》中記載，徐階的“官肆”為走遠途的商販和官吏提供壹種證券，可以異地存取、兌換白銀，這就是說，明朝徐階經營的“官肆”，其實就已經有了後來山西票號的性質。這個故事從壹個側面說明了白銀的饑渴是當時明朝全國、全民的頭等大事，同時說明了現代金融的起源其實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的會票。
而此時美洲白銀的發現，對於明帝國意味著什麽自不待言，特別是隨著1550年汞齊化精煉法在整個西班牙美洲的傳播，美洲白銀迅速滿足了中國經濟對於白銀的大規模需求，壹舉解決了困擾明朝百年的貨幣問題，這就好像冥冥中有壹只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發現的白銀，與同時代明代的貨幣問題聯系起來了：中國人能生產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驅動中國不斷擴大商品生產的卻是在中國緊缺的貴金屬―― 白銀，當時的西班牙人盡管壹無所有，但手裏卻掌握著美洲的白銀，而這就是美國歷史學界所說的“現代世界經濟”產生的那個“致命的瞬間”，因為從那壹刻開始，我們原來彼此孤立的世界就變樣了，壹個由商品和貨幣聯系起來的世界――壹個“世界經濟”因而得以形成。從中國到美洲，從美洲到歐洲，從歐洲到南亞，正是白銀這種“世界貿易貨幣”第壹次把世界經濟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方式串了起來 。
從明朝中期到後期，究竟有多少白銀被運到中國，又有多少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被運往海外，今天還是壹個無法統計的數字，但學術界壹致承認：全世界2/3的白銀都被運到中國去了，而遠在美洲的墨西哥的闊家婦女，從1550年代之後便已經開始穿絲綢了――至今這種服裝今天竟然成為墨西哥的“民族服裝”，這個例子說明了當時世界市場的幅度。
下面我們再說第壹個問題：明朝為什麽最終會把白銀確立為國家稅收和儲備貨幣。
這個問題復雜而重要，簡單地說， 內因方面，是由於明朝初期以來，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貨幣發鈔體系、建立信用貨幣的努力最終失敗了，從外因上說，則是由於美洲白銀的發現，它使得這種失敗變得更為迅速而徹底。
我們先來看壹看蒙古帝國是怎樣崩潰的。元代的大帝國崩潰的原因很多，根據 按照安托尼 吉登斯的說法，壹個經濟體所涵蓋的地域越大，它的經濟管理方式對於貨幣技術的要求就越高，或者說它對於“經濟管理的脫域性”的要求就越高，起源於草原劫掠活動的龐大的蒙古帝國，正是由於其對於貨幣經濟，對這種高度脫域化的經濟管理方式的無知而瓦解。因此我們說蒙古紙幣的崩潰，是蒙古帝國崩潰的壹個極其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壹個國家發的鈔票沒有人認，那麽這個國家其實也就名存實亡了 。
而明朝與元朝有什麽不同？我覺得以元、明之間統治的轉換為標誌，中國實現了壹種統治方式的基本轉化：由純粹的暴力統治向商品、貨幣統治的轉化， 而國家的角色隨之也發生巨變。明朝在歷史上的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從古代中國向近代中國的轉折點。毛主席反復強調說要研究明朝，我認為壹個重要原因在於此。
壹開始，明朝也同樣是全力為它發行的紙幣――“寶鈔”能為老百姓所接受而鬥爭，這種鬥爭的結果壹開始似乎也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上只能把寶鈔發給來朝貢的外國使團作禮物用，或者發給官員作額外的獎勵，因為前者不知道印刷術，沒見過這麽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寶鈔當寶貝，後者大概只是把它當獎狀用，但是越到後來，連這些人也不認寶鈔了。大家知道，如果壹個國家的貨幣沒有人接受，那麽它就沒有信用，不但沒有商業信用，也沒有政治信用，貨幣是經濟運行的血液，缺少血液生產和交換是無法進行的。所以說，貨幣發行問題就是明代早期壹個最突出的問題，這個如果解決不好，它就會重蹈元帝國的覆轍。
明代是怎麽努力解決自己貨幣的信用危機的呢？它采用了兩個辦法，壹個辦法就是建設財政國家。即整理財政，整理稅收，為經濟活動創造壹個貨幣供應的“心臟”，並努力使得貨幣――也就是寶鈔的發行，可以建立在國家切實的財政能力的基礎上，把財政功能作為國家隊基本功能。而這就是亞當 斯密的《國富論》中所說的：現代國家的國家能力，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礎上，相反，包括武力在內的壹切國家能力，都必須建立在國家財政盈余和稅收盈余的基礎上的，而財政盈余和稅收盈余更是壹個國家貨幣穩定的基礎。從而，確立這樣壹種財政-稅收為主體的國家，是壹個政體向現代轉變的標誌。再壹個辦法，也是斯密指出的“自由貿易”，即國家應該通過大規模的外貿，通過以貨易貨來積累財富，――這其實是在貨幣緊缺、或者貨幣信用危機的時候，最經常采用的辦法，這也就是我們明朝的祖宗所謂“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這樣，就先是有了永樂年間國家支持的下西洋運動，隨後就是成化、弘治年間的民間海外貿易的發展。
為什麽我們說歷史總是充滿戲劇性的呢？因為今天看來，明朝貨幣信用的問題之最終得以解決，靠的不是造就壹個可以為自己的經濟發展“供血”的心臟，而是不斷靠外部的貨幣“輸血”來實現的。回頭看明朝的貨幣信用問題，恰恰是在三個最昏庸無為的皇帝手裏解決的，――因為這三個皇帝執政時期，恰好趕上了世界貨幣革命，趕上了美洲白銀的發現。既然白銀是中國很缺乏的貴金屬，老百姓都相信白銀，那朝廷就索性廢棄寶鈔紙幣，統統改用白銀完事了。最終，隨著嘉慶年間美洲白銀的大規模發現，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目標就成為引進白銀，白銀的引進，使得明朝通過進口白銀這種外向的方式，解決了自己的貨幣信用問題，不過這樣壹來，從內部，――即通過整理財政，穩定貨幣發行量，確立自主的貨幣信用的努力，也就被壹勞永逸地放棄了。
我們知道，明代確立白銀為國家稅收和儲備貨幣，大概是從明朝的嘉靖、隆慶和萬歷皇帝時代開始的，這樣作好不好呢？壹方面因為這已經是歷史的既成事實，所以500年後的今天這個問題再問起來，好像就意義不大了，故而深究這個問題的歷史學家可以說幾乎沒有。不過我們大致去翻開歷史壹查，不禁還是要大驚失色，因為說到明朝的16個皇帝，毫無疑問，最混蛋而又最幸運的恰恰就是這三位先生，正是這三位先後開創了長達幾十年不上朝――即完全不理朝政的記錄，其中的隆慶皇帝在位5年間，幾乎就從來沒有上過朝，這在中國古代帝王歷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所以，壹個應該問但從來沒有被質疑過的問題是：為什麽趕上這麽三個混蛋皇帝，明朝卻偏偏天下升平了呢？歷史學家往往將此奇遇，歸之為當時偏巧出了壹系列治國能臣，如張居正、海瑞等，――當然徐階也算個能臣，可如果要是這樣說，妳就忘了這時期主要還是禍國殃民的奸臣嚴嵩當道，所以說，這個解釋恐怕是沒有什麽說服力的，於是，這裏的根本原因就是：美洲白銀的發現。
由於大量的白銀流入，從而為解決長期困擾明朝的貨幣問題最終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說，這三個昏庸的皇帝偏偏趕上了歷史的好契機，他們三個活寶的運氣實在是太好了。好運氣來了誰也擋不住，以至於他們怎麽禍害也敗不了家、亡不了國。
建立貨幣信用體系，這是明朝壹切經濟改革的核心問題，而明朝最終卻還是通過大規模的進口白銀，即不是靠建立貨幣造血機制，而是靠外部的貨幣輸血來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通過某種意義上的天上掉餡餅的飛來機遇解決了這個問題。而這也就造成了兩個結果或者後果：第壹，它造成了壹個美洲白銀推動的世界經濟體系，第二，由於明代解決貨幣信用的辦法，總體上說是依賴美洲白銀發現這壹偶然事件，困擾明代經濟的根本問題是通過外部因素解決的，而不是通過建立完善的財政體系來實現的，所以我們說：明代解決貨幣問題的方法，總體上說是消極的。
威廉 阿特威爾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第八章《明代中國與新興的世界經濟，約1470－1650年》中，對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都有論述。他壹方面對明朝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評價很高，在這壹章的結論部分這樣概括說：“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金、銅幣和其他商品的需求，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世界經濟事務，這種卷入被證明是壹種禍福結合的幸事。”他還進壹步引用了另壹位歷史學家牟復禮的話：“到1644年，中國是世界歷史的壹部分，它深受世界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影響，深受糧食作物的傳播造出的農業轉變的影響。”
另壹方面，阿特威爾對明代致力於解決貨幣信用問題的改革，總起來評價不高：壹個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對於壹條鞭法改革的解釋。張居正的改革，在明代乃至中國古代經濟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關鍵性壹筆，這位張居正先生與王安石並列，壹直被視為中國改革家的總代表。因為他執政期間萬歷皇帝已經閉關了，即君王從此不早朝了，而且當時北方有邊患，南方海上有倭寇，國內還鬧饑荒，廣西有起義，按說明朝早該亡國了――可偏偏是這個張居正，把國家搞得有模有樣，國庫豐盈，竟然號稱盛世――但阿特威爾解釋說，這不是因為張大人是孔明再世，而是因為：壹條鞭法改革得到完成的真正基礎，其實就是白銀的大規模進口，因為明代把國家稅收折合為白銀來征收，這壹改革的實施發生在1570年，這正與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高峰期完全重合，而改革的兩個試點浙江和福建，都是最直接卷入海上貿易的省份。所以阿特威爾認為：理解500年前的中國國內改革，重要的是要看到它的國際和全球背景，而不是看改革家張居正先生出神入化的治理手段。[9]
這就是說，改革家張先生只不過是趕上了世界史的大機遇，在那種“戰略機遇期”裏面，即使中國國內皇帝、首輔上下都是些傻子，只要國際經濟大形勢“頗有利於我”，如同今天的沙特、科威特之類的屁股下面座著石油，那就不愁美元不是滾滾而來， 但是，壹旦石油挖盡，出口鏈條崩斷，外在的貨幣供應隨之停止，所謂的“盛世”也就立即土崩瓦解。這不象500年後的毛澤東、周恩來的時代，全世界都要封鎖妳，妳要想崛起全靠勒緊褲腰帶玩了命的幹，不能依靠外部供血，只能自己造血，這樣反而造成了壹個比較紮實的經濟基礎。
阿特威爾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張居正改革納入到壹個世界的視野中去觀察，指出了張居正式的改革過於依賴外貿、過於依賴世界貨幣市場供應的致命弱點， 他的論述令我們耳目壹新。
最後，我們再來看我們在這壹節壹開始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白銀進口。由於中國本身不是白銀的主要生產國，所以大量的白銀要通過對外貿易獲得。――這也就是說，壹個不富藏銀礦的國家，竟然去選擇別的國家所富藏的白銀貴金屬作為自己的貨幣，――今天看來，這不是壹件把金融命脈委之於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嗎？
答案是：毫無疑問，這確實非常荒唐，我們的祖先當然非常偉大，他們不但創造了無人可以匹敵的偉大古代文明，而且也是人類現代世界的開路先鋒。但是，他們當然也作過許多荒唐事，而其中比較荒唐的，就包括貨幣政策這壹件。魯迅先生有個名言，就是說我們的祖先比較荒唐的壹點，就是凡事先揀容易的作，而把麻煩留給後人去解決，而明清以降數百年來，我們的祖先在處理貨幣信用和發鈔問題上，其實就是這樣的，我們的祖宗沒有給自己的經濟建立壹個供血的貨幣心臟，而是“順應世界形勢”，選擇了進口白銀，而把整理財政、合理稅收，把建立完善的財政――貨幣體系這樣困難的事情，把建立壹個財政-金融主導的現代國家體制的重任，留給了500年後的毛澤東和周恩來。
我們如果說明代有什麽遺產，我說它最大的遺產就是白銀。這麽說來，荒唐的其實還不止是明朝，因為我們知道，明清這兩個大帝國有壹點是相同的，――他們最大的相同之處，就是這兩個大帝國都以白銀為國家稅收和國家儲備貨幣，也就是說，清的貨幣政策承襲了明制。而500年來，中國這種完全依賴於世界市場供給的貨幣政策，對於世界經濟的形成來說，既是決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壹方面，對於明清兩朝來說，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目的，其實主要就是為了進口白銀――而另壹方面，從長遠看，由於銀根主要依賴國外，所以白銀的短缺和白銀的外流，又勢必造成周期性的、劇烈的通貨緊縮，威脅宏觀經濟，而這反過來對於明清兩朝經濟來說也就成為致命的，正如我下面要告訴大家的，這其實就是解釋明清兩個帝國突然間迅速瓦解的壹個極其重要的、甚至最為根本性的原因。
今天說這些對我們今天有什麽意義呢，我覺得意義起碼有二：
壹·中國要不要改革開放，這其實早已經是不需要爭論的問題，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自明代開始就是改革開放的，500年來，造成壹個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力，總起來說就是中國而不是別的國家，500年來到今天，我們真正需要爭論的問題僅僅是：怎麽處理好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怎麽處理好貨幣供血與貨幣輸血的關系，進壹步說，就是如何避免過度的開放導致的對於世界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過度依賴。
二·我們今天研究中國的問題，如果不註意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不從這種聯系看問題，這起碼在學術上就是閉關自守、鼠目寸光。不但我們研究歷史，理解500年前的張居正如此，理解我們自己今天的改革開放也是同樣如此。比如今天，我們不能離開華爾街來獨自解釋我們自己的貨幣金融政策，我們說改革開放體現了人民的意誌，體現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這毫無疑問是對的，但是，離開了國際經濟和投資運動的趨勢，國際貨幣流動趨勢，離開了華爾街的風向，我們就不能從根本上解釋這種開放如何可能，不承認這壹點，不研究這個問題，就不是真正的開放態度。
過度依賴及其後果：白銀改革促進了明朝經濟的發展，也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明代中後期通過大量進口白銀找到了解決國內貨幣危機的辦法，它對於世界經濟的貢獻當然是巨大的，這當然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但是，我們千萬別忘了：也正因為如此，它對於外部世界的依賴也是非常強的，這尤其突出地表現為明代經濟對於進口白銀的依賴。
白銀依賴也是明清兩代最為突出的問題，我認為如果看不到這個實質性的問題，就不能解釋為什麽1630年代的美洲白銀供應短缺，會成為明朝垮掉的壹個重要原因，而200年後，即1830年的白銀外流，也竟然最終導致了清朝的垮臺，如果看不到這壹點，那我們就會糾纏在浩如煙海的歷史細節裏，迷失在皇帝、娘娘、太監鉤心鬥角的雞零狗碎中，我們就看不到500年歷史的基本脈絡。
因此阿特威爾才說：明朝采用白銀作為國家稅收和儲備貨幣，這本身是壹件“禍福參半”的歷史變數。這其實也是壹句說到了家的話。
首先，對於白銀的追求和外向型的經濟，極大地促進了明代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向著專業化、商業化、跨國、跨區域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江南地區，比如松江地區，隨著國內外對於棉布的需求，越來越多的人改行從事全日制的紡織和棉布貿易，社會學家黃宗智有壹個觀點，以此來反駁歷史上中國沒有市場經濟的謬論，他說： 我們要了解明代經濟的市場化程度究竟怎樣，從壹個極簡單的例子就可以看到，那就是當時中國的大多數人都穿棉衣了，――這就說明了棉花和棉布的市場化程度。
其實，與當前的經濟學家們所倡導的“比較優勢理論”所描述的壹樣，明代市場的擴大、對外貿易的擴大，使得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越來越多地占據了當時的世界市場，而根據“比較優勢理論”的假定，這種發展模式的好處在於，它能促進國內就業，能促進勞動的專業化， 隨著分工和市場的擴大，人們會生產並消費越來越多的物美價廉的商品，最終交換和貿易會代替戰爭，貿易和分工的玉帛最終將化解競爭和幹戈，――這個理論的真正問題恰在於它聽起來太好了，好到了讓人不能相信的程度， 無視了人間萬物，凡有壹利則必有壹弊，它無視了歷史上的貿易、分工和市場的擴張，像壹切好東西壹樣，起碼也帶會來了與今天完全類似的以下三個問題：
第壹個問題是：國家競爭造成的貿易糾紛的擴大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特別是中西兩大帝國的對抗，比如阿特威爾舉的壹個例子：隨著中國商人把中國商城辦到了墨西哥，中國人與外國商人的商業糾紛開始擴大，最著名的壹件是1639年，西屬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排華事件，這次事件中菲律賓有2萬華人被殺，更造成中國南方的對外貿易的據點由菲律賓的馬尼拉撤退到本土的澳門和廣州（從此壹撤到今天，就壹直沒能再回去）。還有就是：當時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下令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額的貿易稅――這樣作的原因，就是基於當時的“中國經濟威脅論”。
第二個問題是：對外貿易的擴大造成國內生產的日益專業化、市場化――這同樣也是個好壞參半的結果，其中特別是：農業的市場化，這從來就蘊含著巨大的風險，特別是在交通運輸手段比較落後的時代，糧食生產的區域化和市場化很可能造成的糧食危機，我們知道，盡管我們今天早已經是北糧南運了，可是明代乃至清代，那都是南糧北運的，即南方地區是主要的糧食基地，如果這些地區不種糧食，而且還等待別的地區給它運糧吃，那麽糧食的風險就是巨大的。
明朝中後期壹直面臨巨大的糧食安全風險，最終這壹危機在1640年代達到高峰，由於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短缺，那些市場化最徹底的富裕地區被證明無法抵禦糧食危機，因為這些地區不生產糧食，糧食要跨區域去買，在糧價騰貴的災荒時期，妳有錢也買不到糧食，結果以富裕的江南地區遭受打擊最為嚴重，根據黃仁宇提供的資料：1640年代，蘇州地區每斤大米的價格升到了100個銅錢，大批的人餓死的同時，是許多豪宅低價出售也無人問津。這充分表明：貨幣經濟和對外貿易促進了市場化的發展和勞動力的專業化分工，而到了災荒年頭，市場化和貨幣經濟――特別是壹條鞭法的弊端，卻會鮮明的表現出來：由於廣大的“發達地區”為了增加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要，擴大了棉花和桑樹的種植，這些當年曾經是自給自足的地區，現在突然發現――它的糧食供應必須依賴跨地區的貿易。人們說經濟上自給自足不好，但是對壹個國家的糧食生產來說，這個教條可能就是錯誤的。
在1640年代，即使在豐收的年份，南直隸（指安徽和江蘇地區，包括皇帝的老家）、浙江地區的人們也要靠出售生絲、原棉、棉紗和棉布，來購買糧食，壹條鞭法實施之後，還要用銀兩來賦稅和地租，償還貸款。如果遇到災荒，或者他們用現金購買的糧食價格發生巨大的波動，而國家救助不利，那麽巨大的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1640年代導致明帝國滅亡的糧食危機，壹方面是由於天災，而另壹方面，則是由於今天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提亞 森所提出的那個重要理論：是由於糧食的過度市場化造成的。即在後壹種條件下，大批的人餓死並不是由於單純的災荒，而是由於市場上糧食的價格太高，人們因為買不起糧食而導致饑荒，所以才會有富裕地區賣了豪宅買米吃的“時尚”。這也就是說，明代經濟的最終崩潰不是由於明代的經濟沒有完成市場化改革，或者過於封閉和自給自足， 明代後期發達地區所遇到的糧食危機，恰恰是由於過度的市場化所致，――特別是把糧食生產完全交給了市場造成的，而張居正的壹條鞭法改革恰恰促進了這種糧食的市場化，它表面上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實際上加劇了農業危機。大家想壹想——如果農民可以通過其他渠道得到比種糧更多的現金，並以白銀現金來完稅，那麽他為什麽還要選擇種地呢？這不過是從明代改革就暴露出來的問題，可惜的是，這可能也是古往今來張居正這樣的改革家們很少能意識到的道理，——要不然，提出這壹論斷的阿瑪提亞森今天也就不會因此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了。
第三個問題其實與上述兩個問題都有關：那就是明代後期遇到的滅頂之災，更是由於新大陸銀產量的第壹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即基於世界貨幣市場動蕩所產生的“蝴蝶效應”所造成的放大的沖擊。這種美洲白銀供給的大幅度萎縮也發生在1630年代，它毫無疑問地造成了白銀供應的短缺，從而導致了中國國內嚴重的通貨緊縮，明代的白銀主要靠進口，也就是說，明代在貨幣上是“與世界接軌”的，是完全依賴世界貨幣市場的，所以整個明代都面臨著貨幣緊縮的問題，但是1630年之後，隨著美洲白銀供給的大幅度下降，白銀短缺，這種緊縮擴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這壹時期發生的邊關危機、對外貿易糾紛、農業災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負效應，這最終導致了導致明帝國崩潰的經濟大危機。
當然，從表面上看，明朝是亡於西部的李自成起義和北方的邊患――這壹點當然是誰都知道的事，因為這是壹般教科書上告訴我們的， 我們不妨就問壹個最簡單的問題：明朝為什麽在三個最混蛋的皇帝嘉靖、隆慶和萬歷手裏竟然號稱“盛世”，而到了兢兢業業、勵精圖治的崇禎皇帝手裏，它卻壹朝完蛋了呢？可見這種道德的解釋是最無力的，――我們說：明亡的根本原因，象其他帝國壹樣，還是由於它的經濟的崩潰。而這種經濟崩潰的最根本原因，壹方面是由於明代對於國際性貨幣――白銀進口的依賴，這使它的財政和經濟最終要受到國際白銀生產的制約，另壹方面，則是由於它對於對外貿易的依賴，即它過於外向型的經濟造成了國內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市場化，從而導致了糧食生產的過度市場化，結果――那些最為市場化的地區反而不能應對災荒和糧食的短缺，因為它在糧食安全方面不能自給自足。
這也就是說，導致明朝經濟崩潰的，恰恰是那些促進它在嘉靖、隆慶和萬歷時代經濟繁榮的因素，更準確地說：是由於這些因素的過度實施。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由於明代國家過於依賴於世界市場和貨幣進口，乃至太致力於於“發展”，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社會“保護”：特別是忽視了貨幣的安全和糧食的安全。大明朝的改革開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的、被動型改革開放，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明朝的問題關鍵不是閉關自守，不改革開放，不搞商品經濟造成的，而是由“錯誤的發展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