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美國的“滯脹”與“裏根經濟學”。
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羅納德·裏根宣誓就任美國第49屆總統時，美國經濟正為嚴重的“滯脹”所困擾。1980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為13.5%，失業率為7%，經濟增長率為-0.2%，財政赤字高達738億美元。裏根指出：“我們正餡入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國家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我們必須開辟壹條改革和重振經濟的道路。”(裏根，1991)為此，裏根政府以供給經濟學派、貨幣主義和新古典綜合派等作為理論基礎，制定了美國“經濟復興計劃”，史稱“裏根經濟學”。
“裏根經濟學”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1)削減聯邦政府支出；(2)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3)放松政府管制，減少政府幹預；(4)反通脹的貨幣政策。其中，降低稅率和減輕納稅人負擔是“裏根經濟學”的核心。裏根認為，“稅率低則國庫盈；稅率高則國庫空”。要想國民富裕、國家富強，應該從減稅開始。只有降低所得稅率，人們收入增加了，才會更多地去消費、去儲蓄、去投資，才能刺激生產。生產規模擴大了，就能克服“滯”；市場供應增加了，就能克服“脹”，從而實現無通脹的經濟增長。同時，“我們不只是希望通過減稅來刺激經濟，而且還要通過減稅來減少政府開支、壓縮政府規模、減少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幹預”(裏根，1991)。
(二)美國的財政赤字和高利率。
以“裏根經濟學”為基礎的，裏根政府的經濟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裏根總統的任期內，美國經濟走出了“滯脹”。1980~1988年，美國經濟增長率上升到3.3%，失業率降到6%，平均通脹率大幅降低到4%。但是，由於國防費用和社會福利費用的不斷增加，裏根政府關於削減聯邦政府開支的計劃沒有能夠實現。1980年，裏根入主白宮時，美國私人部門的盈余和政府部門赤字尚能大體保持平衡，兩者抵消仍能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其凈儲蓄額還能為政府的過度開支提供融資支持。1980年以後，美國私人部門的儲蓄和投資持續縮小，政府支出不斷擴大，出現了巨額財政赤字。1980年，美國的財政赤字為790億美元，占GDP的比例為2.9%。1985年，裏根總統第壹屆任期結束時，美國的財政赤字為2120億美元，占GDP的比例為5.2%
在裏根政府實施減稅計劃、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美聯儲則通過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提高利率，來抑制通貨膨脹。1979年夏天，保羅·沃爾克就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上任之初，他就連續三次提高利率。當時，美國的官方利率達到兩位數，明顯高於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市場利率高達20%左右，比主要發達國家大都高4個百分點。
(三)美元持續升值與巨額貿易赤字。
美國巨額的財政赤字啟動了“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擴大”的過程。美聯儲的高利率政策增加了美元對國外投資者的吸引力，大量海外資金流入美國，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升值。1979~1985年2月，美元與其他10個發達國家貨幣的比率上升了73%，美元對這些國家的匯率甚至已經超過了布
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前的水平。
美元升值使美國的貿易赤字進壹步擴大。1980年，美國貿易赤字為150億美元，1982年增加到360億美元，1983年增加到670億美元，1984年增加到1130億美元。巨額的貿易赤字使美國從1981年的擁有1410億美元國外凈資產的債權國，轉變成1985年的擁有1110億美元負債的債務國。在4年時間裏就發生了高達2500億美元財富的轉移。到1986年末，美國對外凈債務總額達2636億美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
對於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裏根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認為，貿易赤字是過度投資的必然結果，而過度投資又是巨額預算赤字造成的。著名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當時擔任裏根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壹再向裏根解釋，只減少貿易赤字、不減少預算赤字不利於國民收支平衡和國民經濟運行。但是，裏根政府始終沒有把削減預算赤字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保羅·沃克、行天豐雄，1996)。
1985年初，美元漲風席卷了整個國際貨幣市場，美元匯率已經達到了極端高價。盛極必衰，從1985年2月起，美元開始走低。由於美元是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和貿易計價貨幣，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元的貶值過程也就是非美元貨幣的升值過程。因此，也是從1985年2月起，世界主要國家的非美元貨幣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升值，日元對美元的雙邊匯率也開始走強，並從此進入了壹個持續升值的通道，後來的“廣場協議”只是加快了日元的升值進程。
(四)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擡頭。
受日益擴大的貿易赤字和出口衰退的影響，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升級。1985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了《美日貿易決議案》和《緊急貿易及促進出口法案》，提出凡對美出口超過從美進口額65%的國家，將對其進口產品壹律征收25%附加稅。日本首當其沖。1985年9月，裏根總統首次援引《貿易法》301條款，授權對日本進行貿易報復。
(五)“國際經濟協調”和詹姆斯·貝克。
“國際經濟協調”是指在無法保證協調參與國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通過各國財政和貨幣政策，尤其是匯率政策合作，尋求最佳政策組合，以提高參與國的福利水平。1973年以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西方主要國家實行本幣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協調雙邊匯率問題。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從1976年起，在牙買加體系下，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協調，尤其是多邊匯率政策協調，主要通過七國首腦會議或七國財長會議的形式進行。
1975年，在法國朗布依埃舉行的第壹次七國首腦會議，標誌著以大國會議方式進行國際經濟協調的開始，不過，這次會議主要強調各國內部事務管理的重要性，沒有討論國際經濟協調問題.1978年的德國波恩會議，第壹次提出，七國政府應該聯合行動，***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帶動世界經濟復蘇。這次會議是國際經濟協調的真正開端。1982年，法國凡爾賽會議建立了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參加的五國財長會議制度。1986年，加拿大和意大利加入，成為七國財長會議。其中 “廣場會議”是匯率政策協調的典型例子；1987年的“盧浮宮會議”增加了包括利率、經濟增長速度、失業率等在內的有關宏觀經濟指標內容，成為利率政策協調的壹個典型例子。 1985年初，詹姆斯·貝克成為第二任裏根政府的財政部長。他是壹個強硬、務實的政治家，主張采取實用性貿易政策來解決美國的國際收支問題。為了降低美
元匯率，減少美國經常項目逆差，他要求召開五國財長會議，並提出了就多邊匯率問題進行聯合行動的“國際經濟協調新措施”。
(六)日本的1985年。
在日本歷史上，尤其是在日本泡沫經濟形成與破滅的過程中，1985年是壹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這壹年日本發生了壹系列足以影響日本歷史、改變日本命運的大事。“廣場協議”和日元升值只是其中的壹環。
1. 日本經濟、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步伐加快。二戰後日本的經濟和金融都曾帶有濃厚的“封閉”和“管制”色彩。20世紀70年代，日本開始了經濟、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進程。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步伐進壹步加快。日本政府逐步放寬了利率限制，修訂了《外匯與外貿管理法》，開放了日本金融市場，並積極拓展日本銀行海外業務。1985年，日本政府發表了《關於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公告，揭開了日本經濟、金融全面自由化、國際化的序幕。
2. 隨著日本經濟國際化步伐加快，日本政治國際化進程也在加快。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壹直希望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行動；擴大國際影響、提升國際地位，實現其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理想。1983年，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國思維戰”戰略，並把對美關系作為這壹戰略的基石。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後來的“廣場會議”和“盧浮宮會議”等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中，日本均成為美國最堅定的盟友。
3. 1985年前後，日本還醞釀著壹場更深刻的變革，即日本的經濟增長模式由“外需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國際社會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改變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呼聲越來越高，美國輿論更是指責日本政府封閉市場，輸出失業。這些輿論給了日本政府以強烈的震懾。1985年，日本《經濟白皮書》指出：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日本必須擴大內需，以緩和與國際社會的關系。也就是說，1985年的日本，同時面臨著三個非常重大的戰略轉變：(1)由“管制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2)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轉變；(3)由“外需主導型經濟”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的轉變。顯而易見，如此重大而深刻的變革集中在同壹個年份，本身就縮小了宏觀政策的回旋空間。當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問題、國內經濟目標與國外經濟目標問題、國內政策協調與國際政策協調等問題交織在壹起時，增加了宏觀政策選擇和調整的困難。
(七)日本貿易盈余的積累。
1985年前後，在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債務國的同時，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與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貿易盈余的積累。從1964年開始，日本出現了貿易盈余，並逐年擴大，由此引發了長期的日美貿易沖突。1980年以後，美國與日本的貿易差額進壹步擴大，兩國的貿易矛盾激化、貿易摩擦升級。1980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76.62億美元，1985年為461.5億美元，5年時間增加了5倍。
(八)“中曾根主義”。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內閣首相。1983年，他提出了日本的“大國
思維”戰略，從此日本進入了“中曾根主義”時代，即通過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協調，提升國際地位，改善國際形象，以實現日本的政治大國理想。
早在1964年，日本加入西方“發達國家俱樂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時，日本政府就提出，“日本只有爭取成為與其經濟實力相適應的政治大國，直接參與解決國際重大問題，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發展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才能真正成為世界大國”。1983年和1984年，中曾根在七國首腦會議上反復強調，日本將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實現以內需為中心的穩定增長，維護世界經濟自由貿易體制，通過加強經濟政策協調，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並通過穩定外匯價格，擴大世界貿易。當時的國際輿論認為，“這些講話均是從全球戰略的角度闡述日本立場的，大國思維躍然其中”。
2、日本1990年危機的誘因是什麽? 日經指數看跌期權在其中扮演了什麽角色?
首先，政府及政策部門決策失誤與泡沫經濟直接相關。美國的高壓迫使日元快速升值，與大幅降低利率壹起誘發了金融資產泡沫的產生。而股市泡沫迅速膨脹之時，日本銀行卻壹直采取觀望態度，直至1989年5月，才將維持了兩年零三個月的超低利率提高，延誤了使過熱經濟軟著陸的時機。之後日本銀行連續五次加息，至1990年8月，2.5%的再貼現率已提高至6.0%，同時出臺了土地融資的總量控制、土地稅制改革等嚴厲的緊縮政策，最終刺破了泡沫。
其次，來自國際市場金融衍生商品的沖擊，給日本證券市場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力。日本於1984年實施了壹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放松政府管制，開放了外國資本和國內資本的自由流動，為投機資本的入侵打開了大門。外國銀行和證券公司運用諸如股指期貨這壹嶄新的投資手法，與現貨指數之間進行套利交易，對大牛市的破滅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而高盛發明的“日經指數看跌期權”最終要了日本股市的命。日經指數看跌期權做為壹種權證很容易買賣，普通投資者交易時很方便，看空的力量大增。同時日本人沈迷在股價上揚的夢幻中，認為股價怎麽可能下降呢？所以日本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等在誘惑之下紛紛與高盛對賭，簽訂巨額對賭合同。衍生品的交易使得泡沫加速破滅。
最後，銀行和投資者風險意識淡薄。1990至1991年，日本證券公司、銀行醜聞頻發，如野村、日興等證券公司為大客戶填補損失，富士、東海銀行等以假名義提取存款等欺詐事件，嚴重影響了金融機構的信譽，動搖了投資者信心。在大牛市面前，追逐資本增值的投機目的使投資者狂熱地投入到股市，投資者信心過度膨脹，風險意識薄弱。
3、日本1990年危機的有哪些前兆?可能的原因和經驗教訓是什麽?
（1）危機前的征兆：
1985年的“廣場協議”成為日本股市的壹個重大轉折點，日本股市由之前的經濟發展和盈利推動轉向估值提升。日本央行由於擔心日元升值對經濟的緊縮作用，采取了低利率的擴張政策，結果導致日本國內貨幣供應明顯增速，M2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迅速增長的財富使廣大投資人將大量資金投向了房地產市場和股市，催生了壹輪波瀾壯闊的牛市，也為日後的泡沫破滅埋下了伏筆。
在這壹階段，日本實際GDP僅增長17.19%，但匯率升值了72.17%，股市上
漲了456%，市場估值水平由20倍左右提升到70倍左右。
（2）經驗教訓：
a) 宏觀政策的失誤
1985年9月七國財長會議之後，日本壹味迎合美國的需求，放縱了銀根，以刺激國內需求，降低居高不下的貿易收支盈余。此外，由於80年代重建財政、減少財政赤字和減少國債發行量成為日本最優先的課題，使得刺激經濟的工具完全靠央行的再貼現率的下調。
b) 金融自由化的負面效應
隨著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進，企業開始積極利用證券市場籌資，中小金融機構的經營環境惡化。外匯市場的過早以及衍生工具的發展給資本市場帶來了沖擊，國際投行與本國金融機構過度追求利益而忽視風險的監控與管理。
4、日本1990年危機時美日政府和金融機構的態度如何,各采取了哪些措施?
1990年2月27日，日本財務省出臺了限制房地產貸款的措施，由於市場對政府的限制措施將會損及地價的擔心，導致此後的股市下滑更為劇烈---戳破資產泡沫的利刺
日本央行並未意識到泡沫破滅，反而認為股市和地價仍會居高不下，日本經濟依然過熱，因此在1990年8月將政策利率從5.25%急升至6.0%。
1991年7月，日本央行將政策利率從6％下調至5.5％，同年12月財務省宣布廢除對房地產貸款的限制措施，但這些舉措並未阻止股市走低和地價下滑。
1992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經濟將陷入衰退，日經指數當年3月跌破2萬點大關，並在8月跌破1.5萬關口。政府在隨後幾年都在大規模增加財政支出以刺激經濟，促進股市回穩。同時，央行也階段性降低政策利率，並在1995年 年9月降至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