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經濟增速放緩和金融風險上升削弱了市場對中國未來經濟形勢的樂觀情緒。壹方面，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社會融資總量和基礎設施投資快速增長，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房地產業，積累了壹定的金融風險。隨著部分城市房地產價格的回調，市場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悲觀預期進壹步增強。鑒於地方財政的土地化和企業融資活動對房地產抵押物的高度依賴，對房地產市場的悲觀預期直接引起了人們對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平臺和影子銀行的風險擔憂。另壹方面，從宏觀政策來看，盡管中國政府表示今年仍將保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去年以來銀行間市場利率多次上漲的現象表明，由於流動性沖擊，中國金融體系短期利率波動可能會出現反復。面對這種情況，當局可能會增加流動性操作的選擇性，以懲罰那些希望政府援助的機構，增加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行為，貨幣政策不太可能全面轉向寬松。對金融風險擔憂成為部分外資撤離中國市場和人民幣匯率貶值的內在原因。
其次，發達國家非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引發了外資的部分回流。隨著經常賬戶盈余逐漸縮小，更不穩定的資本和金融賬戶將對匯率產生更大影響。2013年5月，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暗示將縮減量化寬松政策規模，導致部分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出現大規模資本外流，並引發數次金融動蕩。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新興市場經濟體都經歷了貨幣貶值。今年2月，隨著美聯儲進壹步削減量化寬松政策，土、阿等新興市場再度出現動蕩，本幣大幅貶值。19年3月，美聯儲決定分別減持機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長期國債50億美元。受美聯儲這壹政策調整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大幅下跌。雖然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基本面相對較好，巨額外匯儲備足以應對人民幣匯率受到的任何不利影響，但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的規模縮減和有序退出，以及利率上升的預期，必然會影響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例如，央行數據顯示，2月份我國金融機構外匯占款增加1282億元，比6月份減少約3091億元。與此同時，我們需要認識到，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調整反映出，在經歷了幾年的經濟低迷後，遭受危機打擊的美國經濟可能會走上壹個相對復蘇的過程，這有利於美元對所有其他新興經濟體貨幣的整體升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近期人民幣貶值是整個新興經濟體貨幣對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結束的部分反應。
最後，央行減少外匯幹預，使得市場在匯率決定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也助長了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加大。近年來，隨著人民幣匯率彈性的逐漸增強，央行動用外匯儲備幹預市場的頻率大大降低。出於維持貨幣穩定的目的，央行不應在市場看空中國經濟時故意造成突然大幅貶值。更有可能的是，市場力量推低了人民幣匯率，央行沒有采取人為支撐貨幣的措施。原因可能是央行借機進壹步擴大人民幣匯率彈性。2012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很快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由正負0.5%擴大到正負1%。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擴大匯率雙向浮動區間”，匯率浮動區間再次擴大。人民幣適時貶值正好給市場提供了壹個適應匯率雙向波動的機會窗口。
總之，我們認為，近期人民幣匯率貶值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反映了市場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潛在風險暴露以及中國與其他發達經濟體增速的相對變化，也反映了中國人民幣匯率機制正朝著更加市場化的方向發展。